国际身份危机与缅甸军人接权后的外交困局

缅甸在军方重新接管政权两年多来,国内危机持续外溢,在国际上遭受西方制裁等危机。既有文献从军方合法性、反对派动员和大国博弈的角度去解读,但仍难以系统诠释缅甸危机的僵局所在,也即缅甸内部政治互信与国际信任赤字相互叠加的结果。缅甸在政权更迭后,无法由内而外塑造“我群”共识,与国际行为体产生难以调和的认知歧异,继而生成了多重身份危机,包括遭受制裁、难以“重新融入国际社会”的转型身份危机,难以继续融入“东盟大家庭”的地区身份危机,以及与大国关系失衡的中立身份危机。缅甸的国际身份在2011-2020年的转型十年间逐步明晰,而在2021年转型受挫后,外交困局也随之而来。通过案例分析发现,缅甸看守政府改善外交处境的前提是努力确保国际身份清晰化,同步争取外部共识。鉴于中短期内缅甸难以确证转型身份和中立身份并回归“正常国家”,通过“东盟方式”重塑地区身份仍是最不坏的选择。

晚清中国外交困局的回顾与反思——以天津教案为例

在近代诸多教案中,曾国藩亲自处理的有两起,其中以1870年发生的天津教案为典型。该起教案最终以惩凶赔款的方式结束,一向被作为屈辱外交的案例写进历史。但从更宏大的视野来看,天津教案不仅说明了曾国藩个人在中外交涉事件中的能力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揭示了晚清中国外交所面临的一系列困局。只有对这些困局进行深入的挖掘,才能对天津教案以及整个晚清外交有更完整和深刻的了解,同时也为当代中国外交事务的处理提供启示。

“和”文化与日本外交困局

日本"和"文化的形成以高度同质性为前提,以牺牲多样性和首创精神为代价。"和"文化是封闭的和排他的,缺乏可超越性和推广意义,难以上升为一种全球意识和普遍的人类关怀。日本"和"文化所具有的狭隘性和极端性,使日本民族难以通过平等互利、相互尊重的方式实现与其他民族的和平共处。

日本外交困局的原因分析

作为一个经济大国,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力巨大,即使经济停滞二十多年之后今天依然如此。但是政治舞台上,日本常常被认为是一个"侏儒",即使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想要赢得政治地位并最终实现正常国家,但依然难真正有所作为。这种外交困局除了其战败国的身份外,还有如对自身身份的迷惑、经济的衰退引起的内部矛盾和影响力相对下降、大国抱负与小国现实之间的矛盾以及与周边国家的历史恩怨都是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