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定位、外交思维与中国的外交作为观

中国外交实践已经进入一个主动进取、有所作为的新时期。新时期需要新的作为观。外交作为主要由外交定位和外交思维两个基础塑造。其中,外交定位是现实基础,由外交行为方向和外交作为方向两个方面塑造,强调对客观实际的认识。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定位是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外交思维是思维基础,由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组成,是对内发展与对外变革、内敛自省与责任担当的辩证统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映。新的外交定位和对外交思维辩证统一的认识构建新时期的外交作为观:主动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主动塑造周边稳定繁荣、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坚持内外结合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当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定位:影响因素及动态分析

外交的国际定位,是一定时期内一国对自身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或位置的基本看法和评估。历史、国内、国际、个人等层次都是分析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的形成与嬗变的关键影响因素。将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纳入对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衍变的诠释中,并以此将整个1949年后的中国外交历史贯穿起来,可以总结出当代中国外交国际定位的变化特点是:历史上的大国情结与现实物质力量相对薄弱的矛盾始终存在;由结盟外交转向独立自主的全方位外交;由体系外革命性国家转向体系内现状性国家;强意识形态转向弱意识形态;理想化、传统化转向务实化、国家化。

英国外交的几个问题

英国历史上被视为是一个奉行“均势外交”的典型国家。 19世纪末、2 0世纪初 ,英国步入了相对衰落的历史发展时期 ,逐步放弃了建立在绝对优势基础之上的“光荣孤立”政策。“三环外交”是二战后丘吉尔为维持英国的大国地位提出的一项外交总方针 ,是一个国力日趋衰微的大国在外交战略上所作的一种无奈选择。 2 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外交战略实现了重点面向欧洲的转变 ,但仍存在“大西洋主义”与“欧洲主义”之争。文章着重论述了布莱尔外交的成就和特色 ,认为布莱尔的“枢纽外交”

从三个维度看中国对中巴关系的定位

本文从中巴关系的亲密度、双边合作的深广度和对巴基斯坦的重视度等三个维度,通过横向比较的方式详细分析了中巴关系处于中国对外关系定位中的具体地位。从分析结果来看,巴基斯坦在亲密度和深广度中处在中国对外关系定位的最高水平,但在重视度方面却排名靠后,导致综合排在中国172对双边关系中的第3档,验证了中国始终把中巴关系置于"外交优先方向"的表述。考虑到巴基斯坦作为中等强国,在地缘政治等方面正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国有必要进一步提高对巴基斯坦国家重要度的认识,这将有利于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顺利推进。

日本的南太平洋外交战略演变与太平洋岛国峰会——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

由于二战后日本与南太平洋岛国外交发生演变,有必要探讨日本从环境外交向海洋外交转变过程中对该地区的外交定位。二战结束后,日本势力一度彻底退出了南太平洋地区。随着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和南太平洋岛国纷纷独立整合组建"太平洋岛国论坛",日本从20世纪80年代起,重新开始加强对该地区的外交攻势。此后,通过举办八届"日本—太平洋岛国首脑峰会",日本对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逻辑实现了从环境外交到海洋外交的转变,在历史惯性和现实主义外交的双重作用下,日本力求在南太平洋地区构建符合自身利益与偏好的外交模式。目前,日本已将其对南太平洋岛国的外交,提升到与中东地区、非洲的"西翼"并重的高度,成为其海洋战略的"东翼"。中国今后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外交将不得不直面日本的海洋战略,并与之展开博弈。

中等强国崛起与中国外交的新着力点

中等强国崛起已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在新一轮世界权势转移过程中,中等强国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影响深远,日益成为国际关系中的关键性主导力量。面对新形势、新情况,中国需将中等强国视作对外战略新的着力点,及时调整战略,明确其在中国外交中的定位,以求保持中国国际战略的灵活性和有效性。

两个体系的世界与中国外交

今天的世界,是两类社会,即国际社会与全球社会并存的世界;是两个体系,即主权国家体系与全球体系并存的世界;是两种格局,即国际格局与全球格局并存的世界。其核心是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体系并存。这种两个体系并存局面使当今世界形势显得纷繁复杂,因而,中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是历史上任何新兴大国崛起从未遇到过的。我们必须研究两个体系各自的特点、发展趋势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它们为世界提供的现实基础,分析我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来自何方,以便避害趋利,寻求我国外交的着力点,在统筹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局的同时,统筹国际体系与全球体系两个大局,显示更高的外交智慧和艺术。

论大国妥协的限制性条件——以中国解决领土类问题争端为例

大国外交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但小国外交也应受到重视。尤其是,当大国与小国出现争端时,大国不一定每次都能够占据上风,因为影响其结果的不仅包括国家的硬实力,还包括外交的重点方向和外交资源投入是否具有对称性。根据1950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60年《中缅边界条约》、1979年《中美建交公报》、1979年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1984年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2012年中菲黄岩岛争端等案例分析,本文认为:当大国外交的重点方向与争议问题出现错位、争议双方外交资源投入不对称两个条件同时存在时,大国将会向小国作出妥协;若仅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大国未必向小国妥协;若两个条件均不满足,大国将继续坚持其自身的立场。据此,为实现中国的和平发展目标,我们应该在明确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以底线思维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来处理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其他小国的双边或多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