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论阮元“西学中源”说的考据特色

阮元为学继承由汉学皖派戴震开创的训诂以明义理的考据学风,并取得巨大成就。他对天文历算等学问也予以关注,在肯定西学先进的同时,又力持所谓"西学中源"说。在他看来,西学与中学都源自中国古学,发明、阐扬中国古学才是应取的态度。他以"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论证,使之具有典型的考据学特色。

“西学中源”说研究述论

"西学中源"说是中西文化在交流、接触初期产生的一种文化观,虽然这种文化观是国人在文化优越感和民族自尊心的刺激作用下产生的一种不尽合理的观点,但从另一角度看,它的形成也体现了中国人对西学由原来的排斥到接触并进一步汲取的转变历程。

“西学中源”说新评

关于“西学中源”说的讨论由来已久 ,为数不少的学人对其持否定态度。就“西学中源”说的源起时间而言 ,也众说不一。该文对“西学中源”说的源起给出了自己的观点。同时 ,作者通过阐述“西学中源”说在晚清的发展变化过程 ,论证了“西学中源”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曾经产生过的历史作用 ,并给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西学中源说”与“中学西源说”先后关系辨正——“西学中源说”是中华学者对于“中学西源说”的高级应对

“中学西源说”晚明就已出现,明清间中华学者提出过初级应对方案“中西并置说”,也提出过高级应对方案“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的核心思想是“以中化西”,尽最大努力把“耶教文化”与“欧西学术”纳入“华夏文化”体系与“中华学术”框架之中。围绕此点,以王韬“中国为西土文教之先声”、陈炽“西法之本出乎中”、王仁俊“西学源于中书”三大典型高级应对方案为例,可提出“西学中源说”是中华学者对于“中学西源说”的高级应对这一观点。

晚清“西学中源说”论纲

“西学中源”是“西学源于中学”的节略语。在晚清中西文化相互冲突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中,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它从一个侧面展示出中西文化冲突与交融的奇妙景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一个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本文拟从“西学中源说”的历史由来、晚清的文化氛围与“西学中源说”、晚清知识分子与“西学中源说”的阐发、“西学中源说”的理性思考四个方面略陈管见,就教于各位读者。

试论薛福成“西学中源”思想特色

薛福成是近代洋务改革派、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著名外交家。作为倡导学习西方的先进人物,他一生秉持"西学中源"说,有鲜明的思想特色。这一思想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充分自信,他认为西方强盛之由在中国有据可查,中国要做的是"考旧知新"。

从《劝学篇》看“西学中源”说的发展演化

从明末清初到近代中国社会的几百年里,随着西方学术的传入,在处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上,曾出现过多种学说,＂西学中源＂就是在这中西交汇中产生的其中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以往的学者往往主要从明末清初和洋务时期两个阶段来分析研究这种文化现象,而在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中源＂说仍有一定的体现,并呈现了不同的特点,本文试以张之洞的《劝学篇》为切入点,对＂西学中源＂说及其演化特点加以说明。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西学中源”与近代文化

“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是近代中国史上一种表现得比较充分的文化现象和学术思想。所谓“西学中源”,即西学出于中学,中学是西学的本源,西学是中学的派生;中学孕育了西学,西学的发生和发展是以中学为根基的。它在近代的表现形态主要有:“西学源出中国”说,“西学中国古已有之”说,“西人窃我之余绪”说,“西学难出中学之窠臼”说,“西法得之中法”说。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

“西学中源”与明清社会文化心态张增一从明末清初开始，中西两种伟大的文化正面相遇了。与此同时，在中国知识界产生了“西学中源”的说法，并在清末广为流行。关于这种说法是否正确，随着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断深入，现在已无需回答，但它留给我们的问题至今仍令人...

晚清“中体西用”说与文化保守主义的生成与转型——以民初以来的若干讨论为例

“中体西用说”是由19世纪末一批具有革新意识的近代知识分子率先提出,后经洋务派官僚引申论证所形成的一种融合中西知识的学说,“中体西用说”最初论证的着力点落在“西学”,虽然表面主张“以中学为体”,实则是以此掩饰其输入西学的真实意图。随着甲午战后维新派力促变更政体,此说取向随之发生变异,成为维护儒教正统以对抗清末政治改革的学说。“中体西用”的内涵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逐渐成为守旧文人抗衡与疏离西学侵蚀的精神支柱。因此,有必要对民初以来有关“中体西用说”与晚清文化保守主义的诸般讨论做概要性评析。

天儒同异: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学说述评

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稣会士，为中国和西方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同时也开始了最初的文化冲突。由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分别提出的“中学西源”和“西学中源”两种完全相反的学说就表明了这一点。但明末“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极力主张“会通”与“超胜”，使我们从中看到了比较健康的文化心态。

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

明末清初,战国以来中国学者编排的从盘古到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与建构的中国民族文化起源本土一系说,首遇耶稣会士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的激烈挑战,并由此引发了中国历史上首次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之争。由于中西方学者均对于对方文化缺乏实质性的接触和义理疏通,耶稣会士积极倡导的中国民族文化"自西徂东说"和康乾以后主导中国学界的"西学中源说",多缺乏严格意义的学术价值。激烈的辩论背后,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旨趣格外明显。辩论开启了近代中西学术"会通"之先河,加速了中国古史观念的更新,引出了一个跨学科、前瞻性的国际学术课题。对明末清初中国民族文化起源的中西"道统"之争的价值,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显然并不客观。

从明末清初中国学者对地圆说的态度看中西方文化交流

文章介绍了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过程中，中国学者对由传教士引入的地圆说的态度，大致分为三种：一是认为地圆说中国前所未有，二是认为地圆说中国古代就已经出现，三是认为地圆说十分荒谬，持排斥的态度。由此揭示了中西方文化交流中存在的困难及其原因。

天旋、岁差与中西之争——清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明清之际西方岁差的"恒星东移"解释传入中国,引爆了激烈的中西论争。梅文鼎通过对历算史的重构将"恒星东移"纳入中法范式,但分歧并未就此消弭。安清翘通过解构西学、回归中学,将"恒星东移"从中学体系剔除出去,同时对"西学中源说"提出了系统性的批评。令人深思的是,梅文鼎倡导"西学中源说"是以默认西学优于中学为隐含前提,安清翘批评"西学中源说"则以否定西学优于中学为预设基础,立论虽然不同,但目标却出奇的一致,即发扬传统以求超胜!就中学的维护和弘扬而言,"西学中源"的解构者安清翘甚至比倡导者梅文鼎更坚决、更彻底。岁差与中西之争的表象之下,隐含着当时受到西学影响而升华的中国传统天旋模式之争这一深刻背景。三者复杂纠缠、整体联动,刻画出有清一代科学思想史的一条清晰而重要的线索。

明清之际中国天文学关于岁差理论之争议与解释

关于岁差,古代中国和西方天文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天文学分"天自为天,岁自为岁",认为是黄道沿赤道的西滑导致了冬至点的西退,从而致使"天周"与"岁周"不同。中国传统天文学中,岁差只是一个历法概念。而古代西方天文学则继承了古希腊传统,将岁差解释为"恒星东移"的结果。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引入与中国传统岁差理论截然不同的"恒星东移"之论。当时恰逢"中西历争",为争夺钦天监控制权,奉教天文学家和保守士人之间曾发生激烈争斗,而由西方传入的"恒星东移"之论曾卷入这场争论当中。文章试图以"中西历争"为线索讨论当时不同背景中的士人或历算家关于此论的争议与解释。通过考察发现:"中西历争"之中,奉教天文学家藉此论宣扬西法之优越,保守士人则将其作为抨击奉教天文学家的主要着力点之一。而当时一些志在"会通中西"的历算学者对此却持一个较宽容的态度。在"西学中源"说这一背景之下,梅文鼎等又通过历算史重构的方式将"恒星东移"之论纳入到传统的"天自为天、岁自为岁"的框架之中。

戊戌维新时期“西学中源”说的论争

戊戌维新时期,"西学中源"说成为思想界论争的一个重要话题。众多倡导者出于不同目的演绎出各种不同的版本,把"西学中源"说推向高潮。同时,它的合理性也受到有识之士的质疑,严复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基本上厘清了"西学"与"中学"的关系。这些论争引发了先进思想家们对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些错误观念的批评和反思,推动了近代中国科学技术、思想文化,乃至政治观念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