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平衡、控局能力认知与欧亚地区危机

在大国激烈博弈的背景下,中小国家的政局动荡为大国赢得竞争提供了机会窗口,但也容易引发地区危机。这种危机升级路径的核心特点是中小国家政局动荡的结果与其外交倾向调整直接联动,域外大国与地区主导国随之展开竞争性介入,导致危机加剧。中小国家保持外交方向的延续性与平衡性或将外交方向议题从政局动荡中剥离,理论上有助于减少域外大国的介入意愿。地区主导国可以依据自身的控局能力决定是否介入,执行平衡政策的中小国家因而有机会将地区主导国的介入转化为管控手段,降低危机升级的可能性。通过地区主导国对自身控局能力的认知差异与中小国家外交平衡调整或延续两个变量的组合,可以搭建起解释危机如何在可控与失控之间演进的分析框架。2020年以来发生在白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的四场危机带来的启示在于,中小国家的政局动荡并不必然导致大国介入和危机的升级外溢,没有发生政局动荡的中小国家也有可能在大国的竞争性介入下面临难以管控的危机。对中小国家来说,保持外交政策的延续性与平衡性,避免外交平衡发生大幅度的倾向调整,可以限制大国介入和争夺的空间,从而促进危机管控。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缅甸的平衡外交及其对中缅关系的影响

为了应对西方的制裁,缅甸选择了平衡外交,密切的中缅关系以及缅甸自身的优势也是促使缅甸实施平衡外交的因素。缅甸的平衡外交使中缅关系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但从缅甸面临的国际形势和平衡外交的实施效果来看,中缅关系不会受到实质性的影响。而且,平衡外交的实施对中缅关系的健康发展还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缅甸外交政策的新调整:从对华友好到大国平衡外交

1988年政变上台的缅甸新军人政权,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不得不努力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以稳定国内局势。在统治得到巩固后,缅甸新军人政权开始奉行大国平衡的外交政策,即在继续发展对华关系的同时,努力改善与东盟、印度和日本的关系。本文还分析了缅甸奉行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原因:内因是缅甸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上升,外因是区域内外各有关国家对中国在缅甸及周边地区影响不断扩大存在恐惧心理。

冷战后小国推行平衡外交的不同结果——基于欧亚和东南亚小国的对比分析

冷战结束后,欧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小国为谋求自身安全与经济发展,在大国间展开平衡外交。但是,平衡外交的效果却存在明显的差异。东南亚小国平衡外交既维持了地区安全与稳定,又成就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欧亚地区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却走向了不同的结局:一些国家经受战乱,失地又分裂,一些国家转而追随地区大国。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缘何呈现出不同的结局?是地缘因素、体系因素,还是其他?本文在回顾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两个地区小国的平衡外交及其影响因素,提出四个研究假设:大国实力对比和相互关系、地缘因素、地区安全合作模式和小国组织的发展程度,并依次进行理论和事实检验。研究发现,两个地区的联盟安全模式存在显著差别。东南亚地区的联盟安全模式以双边同盟为主,而欧亚地区在联盟安全上则为多边同盟为主。不同的同盟体系下,被制衡大国产生的反应是不同的,而地区大国的不同反应又造成两个地区小国平衡外交的不同结果。

东盟对中国崛起的认知和反应——以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为例

东盟对中国的崛起持欢迎态度,与此相应,东盟对原来中美日三个大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进行了微妙的调整,即疏远美日、拥抱中国。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调整的原因与国际形势的变革、中美日三国实力的变化及其对东盟外交政策功利性对比密切相关。对东盟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的调整,中国应审时度势,利用契机,从经济、政治安全和软实力外交等领域进一步推动中国—东盟双边关系的发展,从而为中国的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打下区域基础。

走向失衡:澳大利亚平衡外交新动向

澳大利亚是美国亚太战略的“南锚”,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重要一环。基于自身国家身份与地理位置的错位、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背离,自霍华德政府执政以来,平衡外交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的基本立场。但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平衡外交出现滑向失衡的新动向:地缘政治考量优先于地缘经济、中澳伙伴关系滞后于澳美同盟、强硬保守多于务实理性。中美权力转移加速、中澳实力差距急剧扩大、澳担心被美国战略抛弃、澳国内民粹主义等极端思潮抬头,共同导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日渐失衡。对此,中国可采取加快南海共同行为准则磋商、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开启南太平洋地区“非安全化”进程、加大话语能力建设等措施予以应对。受大国权力斗争加剧、意识形态回归、地缘政治超越地缘经济的影响,在未来一段时间,澳大利亚对华外交失衡趋势难以得到彻底扭转。

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形成条件与实施效度研究——以菲律宾的对华对美关系实践为例

在国际问题研究当中,探讨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小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有其基本的形成条件,而其实施效度则是“主导因素”与“加成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并在客观上表现为“对称平衡”与“非对称平衡”的交替转换和波动变化。当前杜特尔特政府所施行的“中美平衡外交”基本上处于一种“对称平衡”的状态,但从菲律宾的对华对美关系实践特别是其“平衡外交”的运行规律来看,又极有可能会朝“非对称平衡”的方向发展,甚至不排除其“平衡外交”政策在特定情势之下发生根本性逆转的可能性。

土耳其在俄乌冲突中的平衡外交:表现、动因及影响

在2022年俄乌冲突中,土耳其等中等强国或地区性大国在大国博弈中积极寻求外交平衡,避免选边站队,在区域政治和全球政治中的影响力持续上升。作为北约成员国、欧盟候选国和黑海沿岸国家,土耳其之所以在俄乌、俄美(北约)以及俄欧之间采取平衡外交是基于维护国家利益、赢取民意支持、谋求战略自主、彰显多元身份等诸多原因。不过,土耳其的平衡外交也有其限度,如土俄关系的非对称性、土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以及土耳其的反西方主义情绪等。土耳其未来在大国之间仍将寻求外交平衡,这对于提升其地缘战略价值、缓和外交孤立、增强全球影响力均具有重要意义,也从根本上有利于其战略自主地位的形成。然而,随着反对党力量不断增强,西方国家希望土耳其反对党在2023年选举中上台,土耳其的平衡外交因此面临巨大威胁。

从租借达尔文港看澳大利亚的中美平衡外交策略

澳大利亚在中美之间推行平衡外交策略,欲达到三个目标:一是重构澳美同盟,提升自身政治话语权;二是化解双重忧虑,保障本国的经济利益;三是发挥战略主动性,提升本国的国际地位。达尔文港的租借问题集中反映了澳大利亚的策略意图。澳大利亚的国家实力、地缘优势和国际环境等因素,为其推行平衡外交策略提供了有利条件,但中美两大国的关系走向和亚太地区的格局演变也直接影响其平衡外交的效果。此外,澳大利亚还要面对国内舆论压力。在中国周边国家中,澳大利亚的地位和影响既典型又特殊,洞察其外交策略和利益取向,对中国走出周边困局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试论东盟平衡外交战略的四个维度

在地缘政治格局复杂多变的东南亚地区,东盟自成立起便有意识地以"一个声音"对外发声,强调其国际行为主体地位,并主导解决了越柬战争和越南船民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东盟利用美国战略中心西移中东之机,审时度势地参与或主导建立地区安全架构和对话平台,近乎完美地演绎了"小国领导大国"的新版均势战略——东盟平衡外交战略。通过这一战略的成功实施,东盟逐渐壮大为本地区重要的地缘政治体,中、美、日、俄、欧、印等重要国际力量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了由东盟主导的东盟地区论坛、亚欧会议、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等重要协调机制。东盟以不可或缺的离岸"平衡手"身份最大限度地提升了自身的博弈地位和东盟国家的战略利益,把本来地理上"碎片化"的东南亚地区整合为亚太乃至世界上比较重要的地缘政治板块,成为构建多极化世界的重要力量。

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以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为例

中等强国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独特作用,学术界对中等强国的研究日渐增多,但学者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界定并不一致。这导致中等强国的概念混乱,缺乏确定中等强国的可信方法。在"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中,由于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中美成为最具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亚太地区甚至出现了中美两极化趋势。面对这种形势,包括一些中等强国在内的不少中国周边国家开始实施中美"平衡外交",以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因此,正确理解中等强国的概念,提出合理的国家大小(强弱)划分标准和方法,进而准确界分中等强国,是深入研究中等强国相关议题的基础。同时,探讨中等强国的"大国平衡外交"机理和印度尼西亚的中美"平衡外交"实践,有利于进一步丰富中等强国外交研究和中国的东南亚研究,对中国外交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战略探源:东盟大国平衡外交的缘起

东南亚地区是中国外交可以有比较大突破的区域,充分理解冷战后东盟的大国平衡外交的形成,深入探究东盟这一战略选择的动因能够为中国外交决策提供更加有益的帮助。东盟大国平衡外交的形成有着多方面的渊源,其形成是一个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试图从思想基础、历史原因和现实考虑等三方面分析东盟大国平衡外交的缘起,以期能够理清这一外交战略的脉络。

吉尔吉斯斯坦的俄美平衡外交

苏联解体后,基于新独立国家转型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吉尔吉斯斯坦充分利用俄美在其国家的利益追逐推行大国平衡外交。客观地讲,吉俄美平衡外交虽说为国家转型在政治经济上提供了国际资源支持,但在俄美矛盾中求生也给其国家政局稳定带来了巨大灾难。本文从转型的视角揭示吉俄美平衡外交的动因、本质特征、成就与问题,探寻其未来走势。

韩国的平衡外交及其面临的挑战

上世纪70年代,伴随世界多极化以及中美日关系的改善,韩国在南北关系和外交方针上开始了趋向平衡的重要调整。其平衡外交有三个基本特点:首先是坚持韩美同盟,发展对日关系,同时拒绝将韩美同盟扩大为韩美日同盟;其次,注意发展中韩、韩俄关系,中国在韩平衡外交中的地位不断上升;同时,改善南北关系,主张和平统一。在新形势下,韩国平衡外交面临挑战,但其所依据的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韩国应该也必须坚持平衡外交。

建设互联互通东盟 凸显大国平衡外交——东盟2010年内外合作分析

在全球经济下滑的形势下,2010年东盟积极推进东盟共同体建设,扩大与对话伙伴的合作,凸显大国平衡外交,并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东盟也面临内外因素的挑战。2011年东盟将继续推进东盟一体化建设,缩小成员国间的发展差距,在坚持东盟核心主导地位的基础上扩大区域合作。

在全方位、多样化中把握平衡:2019~2020年越南外交评析

2019年以来,越南按照越共十二大提出的"独立自主、多样化、多边化国际关系"的外交路线,贯彻以经济外交为中心、以维护国家主权为主线、以提高国际地位为目标的方针,在平衡大国外交、维护传统友好国家关系、努力推动多边外交和公共外交等各个方面积极作为。2020年,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国际背景下,越南外交一方面努力创造条件维持经济发展,另一方面积极履行好作为东盟轮值主席国和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双重国际责任,努力平衡中越关系和越美关系。预计越共十三大将继续沿革十二大以来的全方位平衡外交战略。

简析近年来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

对日本而言,中东不但是日本能源安全的生命线,还是其推进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安倍晋三主政期间,中东成为日本积极开展“平衡外交”的重要对象。日本一方面意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借以提升本国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谋求同沙特等国深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既是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提升外交自主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重视能源安全和经贸合作等经济利益使然。然而,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主要受到“美主日从”的结构束缚、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冲突及外交关系难题、日本国家能力的限制三大因素制约,这使得日本在推进“平衡外交”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

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马尼亚的平衡外交

慕尼黑会议之后,德国在中东欧占据了优势,英法在对德绥靖走到尽头后,逐步趋向对德遏制,并试图在东欧组建反德阵线。在两大集团争夺东欧的情况下,罗马尼亚推行在所有大国间保持平衡的政策。一方面,罗马尼亚与德国签订经济协定,以经济上的让步减轻德国对它的压力,并谋求从政治上得到相应的回报;另一方面,寻求英法的政治保障,加强自身的安全,但同时拒绝加入英法匆忙组建的反德阵线,使自己置身于冲突之外,期待出现有利于自己的时机。

戴高乐的平衡外交战略思想初探

戴高乐不但是法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世界外交史上一位杰出的外交家和战略家。在戴高乐的所有政绩当中,他的外交战略思想可以说是最精彩、也是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上,戴高乐外交战略思想的最显著特征主要是体现了其"平衡"的战略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