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韬光养晦”到“积极作为”——中国外交思维、战略与策略的转变刍论

面对当下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层面的新变化,在强调"互利共赢原则"的同时,外交思维的构成上应以"和谐世界"为明确的外交价值目标。外交行为上应制定统筹全局的外交战略规划,完善协调各方的机制;开拓经济外交新路径,善用经济能力;围绕"国家利益"发展公共外交,助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重视民间智库的作用,积极参与多边峰会,并在其中增强国家话语权。

中和:我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思维中的传统哲学方法论底蕴

我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思维的形成有深厚的文化背景，其中蕴涵着“中和”这一传统哲学方法论的底蕴。“中和”方法论的三个层面，即过犹不及、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从不同方面与我国新时期和平外交思维融会贯通。“中和”方法论的内在原则，使之能够化解国际社会中诸多矛盾，并能推翻或遏止“中国威胁论”及其理论基础“文明冲突论”的蔓延。

外交定位、外交思维与中国的外交作为观

中国外交实践已经进入一个主动进取、有所作为的新时期。新时期需要新的作为观。外交作为主要由外交定位和外交思维两个基础塑造。其中,外交定位是现实基础,由外交行为方向和外交作为方向两个方面塑造,强调对客观实际的认识。新时期中国的外交定位是负责任的新兴大国。外交思维是思维基础,由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组成,是对内发展与对外变革、内敛自省与责任担当的辩证统一,是中国文化传统的反映。新的外交定位和对外交思维辩证统一的认识构建新时期的外交作为观:主动维护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主动塑造周边稳定繁荣、主动承担国际责任以及坚持内外结合和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

新史料的发现与张作霖日俄外交思维研究的深化

张作霖的对外交往思维,是学界较为关注的方面。目前学界相关研究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张作霖对日交往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是对于其与苏俄研究缺失。此中缘由,主要是新史料的发掘欠缺。随着相关资料的大量发现与利用,张作霖对日、俄的外交思维研究一定会上台阶,而益趋于深化。

从抵制到融入 从自助到超越——论新中国外交思维的历史性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国际与国内环境的变化,外交思维经历了从抵制到参与再到融入、从自助到规避再到超越的历史性变化,中国外交总体上经历了从意识形态主导的革命外交向务实的现实主义再到开放的理性主义转变。进入复杂多变的"后危机时代",在外交思维方式上应在更高的层次上超越旧的时代,应具有更加高瞻远瞩的目光、更加宽广博大的胸怀和更有全球性质的战略思维。

关于当前中国外交思维的感想

冷战结束以来 ,国际关系处于一超多强过渡性格局 ,资本主义牢牢控制世界经济政治等中心。为此 ,只有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才能更好地与之相处 ,在竞争共处中学习其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国际地位不断上升的中国 ,在国际事务中要注意形象塑造 ,创造条件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是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只有融入国际社会 ,才能取得进一步发展所需的外部条件。

《孙子兵法》曲喻英译美蕴含的外交思维

本文以中西曲喻的异同为切入点,以林戊荪《孙子兵法》英译本为文本,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战略背景,通过分析《孙子兵法》典型曲喻的本体、喻体间委婉曲折的联系,论述恰当的英译策略下体现曲喻均衡美、变化美和联系美所蕴含的外交思维,再现孙子外交思想呈现的辨证、联系、系统和共赢,凸显曲喻英译美的当代价值。

国际关系专家王逸舟说,从韬光养晦到“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外交思维出现重要变化

据《经济观察报》5月26日报道,中国社科院国际关系专家王逸舟最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传统意义上,军事性灾难始终是人类面临的最主要的安全主题,也主宰着国际政治领域的研究。但在过去的30年间,一种“非传统安全”以越来越多样的面目出现,包括油轮泄露、核电站事故、金融危机、跨国网络性攻击以及国际恐怖主义。

美国外交思维特点初探

美国外交思维具有四个特点:绝对安全的目标追求,反对革命的保守心态,技术本位的解决模式以及强烈的主动性和攻击性。这些特点源于美国独特的国情。美国的霸权心态既是这些特征的高度概括,也是其后果。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历时与共时之间

全景式理解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外交思维,需要从历史的纵向坐标和空间的横向坐标同向出发。从历史的纵向坐标看,中国的外交思维经历着从自闭到开放的发展轨迹。这主要体现在中国国际身份的变化、中国国际形象的变化以及中国国际意识的变化三个维度;从空间的横向坐标看,中国的外交思维交织在理想定位与现实取向之间。理想定位主要体现于维护国际正义、承担国际责任以及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度;现实取向主要体现于维护国家独立、获取国际权利以及实现民族复兴维度。不论是从历史的纵向坐标还是空间的横向坐标看,中国的外交思维均呈现出历史继承性、现实超越性以及未来联通性特征。如今,历史的纵向坐标与空间的横向坐标,正将中国外交思维架构在一个新的历史交汇点上:步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思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进程中,在天下无外原则和家国同构情怀等历史惯性地推动下,展现出转向多元理性的迹象。

在矛盾中和平发展——列宁外交思维的文本考察与当代价值

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处于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列宁提出了在"矛盾中和平发展"的外交思维,不仅使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战略上摆脱了帝国主义的围堵,而且为社会主义建设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对现阶段我国的外交也有重要借鉴意义。

“伊斯兰国”的今天为美国外交思维敲响警钟

美国外交政策惯于"借力打力",借扶植主要对手的对立面,来消耗打击对手。中东地区秩序根基不稳,美国盟友面临巨大威胁,而美国将是最大的"受害者"。美国培植伊斯兰极端势力,却屡遭其反噬,看似因为极端组织"忘恩负义",实则是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的结果。"自己挖坑自己填"的战略困境,归根到底是美国狭隘的"零和思维"及其短视思维造成的。

试析中国共产党外交思维的三重境界

受矛盾辩证法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外交呈现三种思维方式:异同思维在矛盾的斗争与同一中处理矛盾的运动;和异思维在矛盾的斗争、同一与和合中理解矛盾的和解;和谐思维在宇宙人生的恢宏视阈中把握世界存在与发展的状态,体现出对马克思矛盾和谐辩证法逐步自觉的过程。三种思维方式影响中国外交分别形成在继承中发展的"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世界"外交原则、理念,阐释了马克思矛盾和谐辩证法的内涵,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追求世界和谐中不断深刻的探索历程。外交思维、原则、理念影响和指导中国外交以"共处-共赢-共荣"为价值取向,逐步融入国际社会,成为国际体系的影响者、维护者和建设者,展示出中国共产党心怀天下的世界理想。

中国外交的“路径依赖”和思维定势反思

新中国外交仍有一些基于自身文化传统的思维定势 ,如政治价值观上的整体思维、政治分析中的类比方法、政治认知方式中的“家国观”、政治发展方式上的“变法”形式等。它们可能与以美国为主导的现有国际制度建构思路和国际组织操作方式发生对峙甚至冲撞。借用制度经济学“路径依赖”的审阅视角 ,能够帮助我们正视和预知自己的思维惯性和处事模式 。

中国:外交思维当创新

当代中国走出外交困境最紧迫的任务,也是最大的难题,莫过于摆脱战略思维的定式。中国战略思维的定式,归结于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人们的战略思维重心越来越内向于自身的发展,而忽视为了营造有利的战略环境在不断变革的世界秩序中检讨和革新战略思维。推崇"弱国无外交",不仅粉饰了外交失败的现实。

不丹的地缘处境及其外交思维变化

不丹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兢,国土面积约为3.8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足80万,该国东、西、北三面与中国接壤,南部与印度交界。目前,在中国的14个陆地邻国中,只有不丹和印度尚未与中国划定边界,其中不丹至今尚未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2021年10月14日,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吴江浩与不丹外交大臣丹迪·多吉通过视频会议。

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外交中的东欧政策评析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内外交困的情况下,他提出了其“新思维",推行“新思维"外交。苏联对东欧的政策是其“新思维"外交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对东欧的政策中,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改变以往苏联对东欧的政策,尊重东欧各国独立探索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鼓励和支持东欧各国改革。虽然其对东欧的政策中有不少合理之处,但也犯了严重错误。我们要对其政策辩证地对待,对其合理成分予以借鉴。

道义理想主义:中国外交的政治逻辑

中国外交呈现出道义理想主义的思维逻辑。从中国政治史自身演变逻辑看,它呈现出由闭关锁国到开放发展的变化轨迹。从外交思维的演进观察,它显现出承认强权政治前提条件下,基于弱者的道义取向,以及崛起状态下,自认大国基点上的强者道义逻辑。这两者是基于同一逻辑的翻转。中国外交所展现的深层理念的道义优先特质,让其难以展现长袖善舞的一面。这是德性因素刚性主导中国外交的结果。中国外交试图与国家疾速发展局面匹配,必须作别政治化僵局:不以国内政治,尤其是意识形态取向的内政决断,直接延伸到外交领域,才足以理性确立外交思维,并真正开拓左右逢源的外交新局面。

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外交布局的转型和升级

新世纪前十年中国外交布局的丰富和完善,体现了中国外交正加速转型升级。其中,以新型伙伴关系思维来构筑新时期大国关系的战略互信和均衡发展,以"共担、共享、共赢"的新思维带动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体现了外交布局中的思维创新;增强主动性,推进新周边秩序建设的两大升级,通过新型互利共赢战略提高与发展中世界的合作能力,体现了外交布局中的能力提升;确立结合中国利益与国际期待的国际体系的身份和责任,把建设性贡献日益作为中国与外部世界互动的主要内容,则反映了中国外交视野的不断拓展。

浅析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显著特色

富有强烈的反抗精神、鲜明的“结盟”色彩、在经济上开放与封闭交织、积极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合作与交往是毛泽东外交思维的显著特色,引导着当时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重新认识毛泽东外交思想,对正确理解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