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使契丹看富弼的外交才能

富弼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宋仁宗庆历二年他出使契丹,不辱使命,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和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精神。他那种对国家、对民族诚挚的爱仍然有着现实意义。

管仲的外交才能

齐国是春秋时期最先称霸中原的诸侯国,齐国称霸有它自身的经济、社会、军事上的基础,但有一个人的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他就是管仲。管仲的政治才能和外交思想在齐国称霸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范雎之外交才能

范雎对秦国的统一运动有着重大的贡献，最为人称道的是为秦昭王制定“远交近攻”的外交战略，并在长平大破赵军，为秦国扫除了一统中国的最后一个重大障碍。其“固本削枝”的策略从根本上促进了从封建割据走向大一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其心胸狭隘，他有“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的瑕疵心态。尽管他难以避免政治品格上的瑕疵，但仍不失为秦国历史上的名相。

论薛宝钗的外交才能

薛宝钗是《红楼梦》中主要形象之一,历代的红学研究者及文学评论家都从反封建的角度对她大加斥责。意在从人性的高度来重新审视薛宝钗,对她人生中适合现代人发展的因素加以分析、概述。

论西方外交官职业化的起源

外交官职业化起源于欧洲,在15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了常驻使节,慢慢形成了外交等级制度。为提高忠诚度和效率,政府开始支付工资,雇佣秘书,对从业者进行培训,建立准入制度,初步实现外交官职业化。为了便利往来,逐步出现了有关礼仪、位次等的惯例,这些惯例被国际会议认可,成为通行的外交规范。为了对派出去的外交官实施有效的管理,各国开始设立外交部,作为专职的外交管理部门,职业外交官制度也随之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科技外交理论的概念演化、范畴界定及欧美实践的启示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科技外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及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科技外交运用科技和创新国际合作作为软实力工具,建立和改善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当国家间的其他直接关系遭遇困境和挫折时,科技外交仍可充当国家间保持彼此联系的桥梁作用。科技外交包括在国际关系决策中需要明确考虑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为便利国际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促进国内创新而采取的外交政策活动,以及促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合作性科技活动等三重功能,国家利益是科技外交的主要驱动力。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美国都重视科技在决策系统和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从早期增设使馆科技专员到任命美国国务卿和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科技顾问再到向海外派驻科技大使,资助科技外交研究和培训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在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既精通科技又具有外交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储备和人才培养及培训机制、鼓励参加国际性科技外交研究和实践交流合作网络等方面加强科技外交工作,制定科技外交战略。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政策内涵与实践路径

海洋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要地。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任务,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坚强保证。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海洋治理的挑战,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海洋领域的创新发展,相关思想、理念和政策是中国海洋领域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和平解决争端、管控危机风险、深化对话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逻辑构成、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合作的和平方式走出崛起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由以人类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为动力、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形式为进程、强劲联动均衡的共同发展为目标所构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大国地位建构的合作发展观。随着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为国内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也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道路选择,更为遭受严重冲击的全球发展进程提供中国方案。

“讲述美国故事”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解构与批评

20世纪40年代,美国为塑造其全球大国的话语霸权,启动了“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的外交战略传播工程。“向世界讲述美国故事”有其特殊的历史动因、发展脉络和叙事模式及策略。研究发现,美国通过整合对外传播资源和先进信息技术,建构了一套服务其国家利益的霸权外交叙事模式,逐渐成长为一个与其综合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超级大国。美国为了打造全政府、全社会、全媒体的外交叙事体系,在推动跨部门联动、法制化构建和双轨并行的同时,辅之以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凸显、多重视角呈现和数据信息操纵等多元叙事策略。为了打破美国的叙事霸权,维护中国的叙事主权,中国应加快推进“讲好中国故事”的大国外交叙事体系建设,敢于揭露和反制美国对华污名化叙事,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主场外交: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互动的中国探索

当前,全球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缺位、治理赤字增加、治理效能不足等问题,对中国等新兴国家提出了更高的责任和要求。近年来,中国举办了一系列主场外交活动,基于自身国内治理经验提出了大量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涵盖了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既增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力地塑造了大国形象,提升了中国的国家治理水平,又为中国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完善变革,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强大动力。究其原因,主场外交通过进行信号传递,展示自身理念;编织合作网络,增强动员能力;理顺工作机制,提升地方城市治理能力等方式,实现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的内外联动。

全面发挥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功能——习近平外交思想在北京的生动实践

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北京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围绕服务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以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为载体,打造服务国家总体外交的北京样板;全方位开展城市外交,形成城市外交的北京模式;宽领域推进民间外交,开创首都民间外交新局面。北京全面发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功能,以实际行动推动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京华大地形成生动实践。

中国对泰国旅游外交的进程、动因与路径选择

旅游外交作为新的非传统外交方式,是新兴外交关注的热点。中国和泰国自古以来就有着“一家亲”的紧密关系,在旅游领域有着较为深厚的交流合作基础。面对疫后国际旅游复苏的新形势和中泰构建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理应加快推进中泰旅游外交,立足新发展阶段构建中泰旅游外交新发展格局。通过回顾中国与泰国的旅游外交的历史基础,抓住新形势下中泰旅游外交的现实动因,着力探索有效路径,以期进一步明确旅游外交服务方向,拓宽旅游外交维度,丰富旅游外交内容,提升旅游外交成效。

中国和东南亚国家“铁路外交”的进展、机遇与前景

中国在东南亚的铁路外交是全球范围铁路外交的重要板块,也是中国在地区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合作的重要途径。铁路外交的实践伴随着铁路建设技术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这一基建领域的对外合作受政治、经济、安全等多种因素影响,中方克服困难,取得了中老铁路、雅万高铁的成功。东南亚各国在经历世纪疫情后,主要精力投向经济社会的恢复发展,为中国铁路外交带来了机遇,但也随国际环境变化产生诸多阻碍。在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在东南亚的铁路外交既要总结成功经验,发挥示范效应,又要与时俱进分析环境变化带来的潜在风险,综合考量地缘因素和经济效益,为促成更多实质合作,取得更多实质进展提供参考。

迷茫世界的引航灯塔与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发展与安全问题仍然突出,两场局部战争影响深远,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明显活跃。国际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竞争态势下“小多边”俱乐部加速形成,使“脱钩断链”出现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导致经济碎片化。欧洲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上升,“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助推地缘格局版图重组。人类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需要方向性的引领和选择。面对当前世界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以自身持续发展为世界进步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研究——发展历程、面临问题与现实对策

旅游外交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大陆东南亚在“一带一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深入发展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延伸意义。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经历了起步与试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全面深入阶段,目前,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挑战、旅游合作平台建设不力、互联互通不完善、旅游安全保障等问题。对此,应当深化战略沟通对接,打造中国-大陆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加强文化合作,传播好中国声音,增进民心相通;完善国际旅游产业合作的顶层设计和平台体系建设;完善旅游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跨境旅游安全合作机制。

20世纪20—30年代苏联的卫生外交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充分利用帝俄时期具有丰富国际卫生合作经验的医学人才从事卫生外交,参与创建国际卫生公约,争取国际社会对新生苏俄政权的认可,打破欧洲以邻为壑对苏设立的卫生防疫限制,促进了贸易增长。国内战争时期,苏俄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是新生政权与外界沟通的唯一正式渠道,在战俘交换、购买医疗设备和争取国际社会食品援助方面开展工作,同时积极对外宣传苏俄卫生组织原则,争取卫生领域话语权。苏联医疗卫生社会化模式在国际上塑造了苏维埃国家积极形象,促进了国际社会对苏联政治进程的广泛支持,但苏联政府试图影响西方国家重建医疗卫生体系的目标未能达成。苏联医疗卫生模式宣传重优越形象塑造,轻科研数据支撑,也引发了国际医学界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