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追逃领域外交承诺政治约束力说的理论补进与路径走向

外交承诺是否具备约束力,以及约束力是何种性质,在理论上一直备受争议,存在约束力否认说、法律约束力说与折中说等观点。外交承诺具有的是政治属性的约束力,在一定条件下国内法律与引渡条约可以为其附加一定的法律约束力。政治约束力说的理论应从政治约束力的依据、政治约束力的非意志性特征以及其对承诺可信度造成的影响三方面进行补充和完善。我国的外交承诺具有较强的政治约束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第50条与部分双边引渡条约为我国的外交承诺附加一定的法律约束力。外交承诺的政治约束力性质造成其在实践中人权保护效果的弱化,可以通过在引渡条约中强化承诺的约束效力、构筑被请求国作为主体介入监督的监督机制以及以多重因素综合评估承诺可信度的方式,来补强外交承诺的实际约束效力,实现对被引渡人人权的有效保护。

论反腐败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的外交承诺

外交承诺指在国际刑事司法合作中,请求国基于被请求国的要求,向被请求国作出的关于保证被请求人在回国后在刑事追诉、刑罚裁量、诉讼权利等方面保障的承诺。外交承诺包括量刑承诺、追诉承诺、禁止酷刑的承诺、保障外逃人员诉讼权利的承诺。当前,我们应当通过以下途径加强外交承诺的适用: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作出外交承诺的法律程序;立法上尽快废止死刑,司法上限制死刑的适用;加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提高国际社会对于我国法治的信任度;加强外交承诺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具体联系,体现外交承诺对于我国刑事诉讼的拘束力。

《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的解读——以外交承诺为视角

近些年,我国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已进入深水区,特别是国际形势的变化给我国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带来了更多挑战。考虑到欧洲人权法院判例对其成员国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开展我国与欧洲国家的引渡合作,需要对《欧洲人权公约》及欧洲人权法院判例的最新发展及时跟进、深入研究。为了更好推进我国的追逃追赃工作,首先,应从法理层面阐述我国外交承诺的法律依据,其次结合典型个案,并以《欧洲人权公约》第3条反酷刑,保障人权的实质与内涵为切入点,关注欧洲人权法院针对死刑、无期徒刑及羁押待遇的解读和发展。最终,提出我国外交承诺在针对上述法律障碍时所应注重的内容和完善建议。

奥斯曼诉英国案及其对我国外交承诺制度的启示

在奥斯曼诉英国案中,欧洲人权法院制定了判断外交承诺充分可靠性的十一项标准。外交承诺内容明确与主体适格作为外交承诺的生效要件,系外交承诺具有充分可靠性的前提条件。由于大部分国家作为《联合国反酷刑公约》缔约国负有“不推回”义务,因此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在一定条件下具有“免责”功能。不过外交承诺的适用空间仍然受两国关系、一国法治发展程度以及国家或国际组织对待死刑或酷刑态度等因素影响。借鉴奥斯曼诉英国案,我国应该完善外交承诺的要件性规则,构建充分可靠的外交承诺制度,有针对性作出外交承诺。同时,加强我国刑事法治建设,以化解外交承诺的瓶颈问题,并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平台,促进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度发展。

浅析引渡困境与对策

引渡合作受法律制度、司法理念的影响,"条约前置主义"、司法审查证明标准、死刑保留以及刑事司法理念等诸多因素阻碍了我国与他国开展引渡合作,为尽快将经济犯罪外逃人员缉拿归案,我们既须尊重"条约前置主义",加快双边引渡条约的缔结,也须勇于打破"条约前置主义",多管齐下寻求移民法遣返、异地追诉、劝返等引渡替代措施,敦促外逃经济犯罪人员回国自首,同时注重被引渡人权利保障,不断完善刑事诉讼法,并通过外交承诺等诸多措施扫除国际司法合作障碍。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上)——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于秘鲁政府做出的庄严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

境外追逃追赃良性循环理念的界定与论证

境外追逃追赃当中的良性循环,是指追逃追赃各个环节之间以及各个案件之间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形成互相促进的因果关系,促使追逃追赃持续而又顺利的发展下去。境外追逃追赃良性循环理念的提出,是深化境外追逃追赃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的需要。良性循环理念的贯彻在立法上体现为追逃追赃法律制度的确立、较为完善的国内、国际立法,在司法上体现为尊重国家主权,依法追逃追赃、兑现外交承诺、秉承简便理念,遵循互利原则以及加强舆论宣传。

黄海勇案引渡程序研究(下)——以美洲人权法院黄海勇诉秘鲁案判决书为主要依据

黄海勇引渡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复杂的引渡案。该案不仅涉案金额巨大,犯罪嫌疑人滞留境外时间漫长,历经秘鲁地方法院、秘鲁最高法院、秘鲁宪法法院审判,而且被提交到美洲人权委员会和美洲人权法院,并由中国专家证人出庭作证。反思黄海勇案中的引渡程序,我们应当持之以恒地坚持境外追逃,及时化解对方对我国司法制度特别是死刑问题的误解,严格遵守对方法律提交引渡请求,全面提交案件材料并果断地作出外交承诺,如实向国际社会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进步,妥善应对引渡中的程序性意外,正确处理在国外羁押期限折抵刑期的问题。展望黄海勇案,我们应当充分保障黄海勇的诉讼权利,全部兑现对秘鲁政府做出的承诺,实现对于黄海勇的公正判决,从而向世界证明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与进步,提升中国的国际刑事法治形象,增强国际社会对于中国刑事法治的信心,实现我国境外追逃和国际引渡合作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