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报刊外交舆论的现代政治意蕴——以《外交报》为中心

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份民间外交报刊,《外交报》具有十分珍贵的史料价值,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外交思想。该报吸收了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的先进理论,在国内首倡"国民外交",坚持新型国家权利观,积极关注领海、领水主权,基于国际法的视角评价中国外交,倡导文明排外。该报还将均势外交等作为晚清政府地缘外交的重要策略。《外交报》依靠大众传媒的优势,传播现代外交观念,形成民间外交舆论,对于启发民智,推动近代中国外交现代化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

《外交报》与《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外交报》对《伯尔尼公约》的传播,远非只是1902年刊登了《伯尔尼公约》的最早中文译本,其1909年10月还刊登了另一个与最早译本内容相同,且更加简明、准确、白话的《伯尔尼公约》中译本;1909年8月,《外交报》刊登了《论万国会议保护著作权》一文,详细介绍了1908年德国柏林万国著作权大会对《伯尔尼公约》进行第一次修订的会议过程以及最终形成的决议,使《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实现了从落后世界16年到与世界同步的飞跃,其意义不亚于《伯尔尼公约》最早中译本的出现。同时,《外交报》就中国当时是否应该加入"伯尔尼公约"刊登了多篇文章进行讨论,引起了朝野多方关注,极大地推进了《伯尔尼公约》在中国的传播。

张元济与近代基督教——以《外交报》为中心

“文明排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有西方教育背景或者说有世界视野的知识分子,针对义和团以来盲目排外的做法,而提出的一种外交策略。张元济参与发起创办的《外交报》力主这一观点,但是仔细分析,张元济的这一思想又有其独特性,与近现代之交的视野开阔、大刀阔斧的文化激进派相比,稍嫌保守;与近代自改革时期的拘守一隅、盲目排外的文化保守派相比,又觉超拔。说它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更主要是因为它是建立在文化本位主义基础之上的,它的历史价值似乎也应该体现在这里。张元济这一思想的独特性在对待近代基督教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蔡元培和张元济的科举交谊

一个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一个是＂出版巨子、智民之师＂。一个董商务印书馆大半生,矢志扶助教育;一个掌北大十余年,首倡兼容并包。一个历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要职;一个曾为光绪、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等人的座上宾。蔡元培和张元济,二人既同乡又同庚,先为同年,后曾同事。他们交谊深厚,互为支持,对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事业贡献卓越。

国民外交思想进入中国的历史考察

20世纪前后,日本有贺长雄、小野冢喜平次等人对国民外交思想进行了系统地阐述,这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及戊戌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等人的注意,国人在接受这一思想的同时,还将其引入内忧外患日益深重的中国。本文则通过对近代国人接触国民外交思想的历时性考察,借以管窥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内涵和特点,厘清中国国民外交思想的渊源脉络。

谈传统和中西融合

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

严复的早年与晚年

年轻时,他号召国人,学习西方;在晚年,他却又倡导尊孔读经。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使他对西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产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何理解这带有悲剧色彩的转变呢?请看——

《东方杂志》:老寿星的杂货店

杂志获取国外信息的渠道非常丰富,除自己编译整理外,还开设了海外通信、海外调查等专栏,聘请许多留学生或海外华人作为特约记者,像蔡元培、罗家伦等在留欧期间都为《东方杂志》当过特约记者。要知道罗家伦在五四期间曾撰文大骂《东方杂志》,斥之为"人人可看,等于一人不看;无所不包,等于一无所包。"这位五四学生领袖的大棒抡下,给《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带了巨大损失,而商务却不计前嫌,不仅资助他留学,还聘为特约记者,这是同时期其他杂志难有的雍容大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