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化利益”与“政治性行动”——国有企业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分析

作为利益集团的本质,"组织化利益"与"政治性行动"是探讨国有企业作为中国外交政策利益集团这一论题的关键所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的"部委转制企业"及此后一系列的变革后,中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决策、经营、管理等方面的独立性与自主权大大增强,形成了其作为国内重要经济部门与行政部门的双重角色。在此基础上,外部与内部委托者分别与国有企业形成了两类组织化利益关系,并促进企业在参与高层决策、借力国家部委、国有银行体系及资助学术研究等方面采取政治性行动,以此参与或影响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

大众传媒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启动改革开放进程,由此媒体对中国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总体上呈逐渐上升的趋势。目前中国的大众传媒之于外交政策显示了五大主要的功能。尽管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还不是一个充分开放的过程,但体制内的政治精英仍可引导公众舆论,影响大众的认知。

当今中国的外交政策:谁在制定?谁在影响?——基于国内行为体的视角

在中国外交政策分析这一研究课题中,搞清楚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影响力量及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十分重要。当今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包括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在诸多影响外交政策制定的行为体中,根据影响力大小,可以区分为核心、半边缘和边缘三种力量。其中核心力量包括中共中央的有关机构、隶属于国务院的外交部及有关部委、军队系统;半边缘力量包括国有大型企业、省级地方政府;边缘力量包括智库、大众媒体和普通公众。基于这种状况,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在决策过程中所面临的国内压力越来越大,进行跨部门、跨行业、跨层次协调以达成决策所需要的共识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如何改革和完善现有的外交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在牢牢把握政策制定主导权和正确方向的基础上,有效地整合各种影响力量,是中国外交政策制定者必须认真思考和加以解决的重大问题。

美国智库如何深度参与外交政策的制定

如果智库专家建言献策时可以不带私人的政治偏好,他们将会对政策制定过程作出不可估量的贡献。相反,如果智库专家让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左右了自己的言论,那将会毫无意义。直到几年前,智库深度参与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过程才成为一种常见现象。当利益集团、企业、贸易联盟和媒体已经成为影响外交政策的重要国内因素时,智库还没有进入大家的视野。

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问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如何正确理解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及其演变?国家身份是国家基于自身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际影响状况而对本国国家特性及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角色的认知,也是在与其他国家互动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主体间认同。国家身份的选择与定位对于一国国家利益界定、外交政策制定、对外关系行为都具有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中国始终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优先方面和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