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在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及古书典籍零散史料的基础上,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历史文献分析法、总结归纳法等研究方法,立足隋唐外交翻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从译员配备常态化、译员职责多样性、外籍译员选用谨慎化、外交翻译多语化、翻译形态精细化、外交翻译精确化、译员管理与奖惩严格化、译员选拔与培养标准化等八个方面,梳理隋唐外交翻译史研究的大体脉络,提出强化后续研究的主要思路。

秦汉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采用文献分析法、总结提炼法等研究方法,通过挖掘和梳理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专门史以及记载秦汉社会万象的古书典籍中涉及的对外交往史料,从外交翻译实践、译官专业化与体系化发展、译员综合素养提升、外交翻译管理制度创新等方面,总结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史的发展脉络及主要特点,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先秦时期我国外交翻译的历史书写

先秦时期见证了我国有明确史料记载的外交翻译的发轫。虽然现有翻译通史、断代史或专门史不同程度涉及上述议题,但在针对性史料梳理、再现外交翻译发展进程等方面尚有提升的空间。鉴于此,本文基于翻译史研究的共识性议题,结合相关史料性文献,通过总结这一时期外交翻译活动、译员发展、翻译管理等方面的主要特点,试图勾勒这一时期我国外交翻译史研究的主要框架,以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晚清外交翻译中的操纵与概念象似性——以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的书信翻译为例

晚清时期的外交翻译体现了较为明显的译者操纵现象。有别于以往从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角度对译者操纵的研究,本文从认知视角阐释并论证了概念象似性作为译者操纵背后的认知动因,结合1843年美国约翰·泰勒总统致道光帝书信翻译中的操纵现象,分析并指出操纵的实质是译者对原文概念进行延伸并使之靠近读者的心理认知,而这种概念距离和心理距离之间的象似关系也将在翻译过程中引导着译者的操纵行为。

“三个自信”与外交翻译的中国话语权建构

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方向指引下,我们应把中国话语与中国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构建中国外交翻译话语权。在建构中,理论层面要突出中国的文化价值选择;实践层面要体现自己的"说话方式";创新层面要吸收西方外交翻译话语体系中的积极性成果,并为我所用,使之自我化、中国化、民族化,并用自己的、中国的、民族的译文表述出来。如此,建构起用中国自己的"说话方式"向世界传达"中国声音",并体现出"中国话语"本质特征的外交翻译表达语用体系。

外交翻译与中国南海形象建构

中国南海形象具有符号建构性,而外交翻译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建构力量。它不仅能建构出自塑式的中国南海形象,还能建构出交往式的中国南海形象。外交译员通过自塑式建构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塑造出中国南海形象的“精神家园”,再通过交往式建构策略的选择与运用实现中国南海形象在中柬、中美、中越关系场域的确立与重构。外交翻译的自塑式与交往式建构策略的提出,为中国南海形象建构带来了积极的实践意义与理论效应,有助于推动中国南海形象在新时代背景下形成新的建构思路与话语形态。

简析冀朝铸建国初的外交翻译修辞策略

冀朝铸被称为"红墙第一翻译",他长期担任我国领导人的翻译工作,因出色准确的口译能力,娴熟的翻译技巧,镇定自若的翻译神态,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也一度赢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重要领导人肯定,他对我国建国初期的外交事业贡献卓越。

外交翻译与“翻译外交”

外交翻译不仅关系到翻译实践,同样也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热点。外交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外交翻译的特殊性,而外交翻译的翻译属性决定了它与其它行业翻译的共性。因此外交翻译在重视特性的同时,还应该立足共性;在与外交融合的同时,还应回顾翻译本源。外交翻译应充分利用翻译学的研究成果以求不断完善。

文本异质性视角下中国翻译话语的重塑——以外交翻译为例

在西方强势话语的干预下,我国的翻译事业不论是在理论还是实践方面都处于弱势地位。随着国力的增强,中国翻译话语的重塑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翻译是两国语言和文化沟通的桥梁,而两国互通有无又必然涉及外交翻译。该文在保留文本异质性的视角下,以外交翻译为例,揭示了重塑中国翻译话语的原因和方法。

外交翻译中话语标记语目的等效研究

为了探讨外交话语的使用策略与翻译技巧,基于“目的等效”理论,运用质性与量性结合的方法探析外交话语中话语标记语的语用功能,例析三个典型话语标记语“这个”“呃”“当然”翻译的“目的等效”问题,以此为外交中话语标记语的使用与翻译提供一些参考。研究发现外交话语中话语标记语可分为两大类八次类。“这个”“呃”作为话题相关标记语在外交口译中常会被忽略;“当然”作为明确态度标记语通常被直译,但仍需根据具体语境与目的意译。外交话语翻译应实现语言文化、社会机构、语言使用者三个层面上的“目的等效”。

“政治等效”框架下外交翻译实用原则

外交辞令是国家方针政策和立场的全面体现,是各国了解他国政治导向的主要渠道,因此外交翻译用语关系重大。在处理外交翻译时,必须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推敲。文本将基于外交翻译的地位和现状,以"政治等效"原则为基本指导,提出当前外交翻译应当遵照的几点原则。

岁月不曾流逝的记忆——外交翻译生涯三十余年点滴谈

回顾往事，我在工作中最重要的一点体会是：作为一个外事翻译工作者，应该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奋斗和拼搏的动力。国家需要什么，就去学什么、干什么，哪怕需要付出艰巨的劳动和克服种种困难，乃至做出牺牲，也在所不惜。通过出色地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尽职尽责，努力为维护国家的尊严和人民的利益做出贡献，这是最大的光荣和激励自己的精神支柱。

曾纪泽与晚清外交翻译

本文试图运用现代西方描写翻译学理论，着眼于近代中国谋求现代化的语境，结合湘籍学人兼外文官曾纪泽的思想渊源和价值追求，考察他在推进中国近代外交翻译事业中做出的贡献。文章重点是从赞助人的角度，分析曾纪泽推进外交翻译事业的主要内容与特点，并就其散发的文化力量进行剖析。

批评话语分析视角下外交翻译与意识形态互动研究

自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国积极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念,并推进这一外交理念的实施,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时代中国外交翻译及其形象构建研究

国家形象影响民族凝聚力与归属感,决定国家地位。外交翻译作为国家形象输出的重要载体,采取何种翻译方法也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拟从形象学出发,探究新时代中国国家形象构建下外交翻译的特点及走势,指出了新时代形象构建下我国外交翻译具有政治意识、受众意识、文化自觉等主要特点,进行总结分析,以更好地认识外交翻译存在的问题。

基于CiteSpace的外交翻译暨外交话语研究的可视化分析(2000—2018)

以CNKI数据库收录的发表于2000—2018年有关外事翻译和外交话语研究的文献为数据源,运用CiteSpace II信息可视化技术,绘制近20年以来外交翻译和外交话语研究的科学知识图谱。研究发现,外交话语研究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研究领域涉及语言学、翻译学、国际关系、传播学等学科;相关研究以语用分析和翻译实践研究为主;当前外交语言学研究也出现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前沿发展聚焦于评价理论指导下的外交话语研究、释义理论指导下的外交口译翻译实践探索、外交隐喻研究、孔子学院、对外话语体系建设、基于“一带一路”的国家形象建设。

幕末至明治初唐通事对日本外交翻译的贡献

日本幕末长崎的唐通事是一群锐意进取、才华横溢的优秀华人后裔。他们高瞻远瞩,与时俱进,率先学习英语,在日本外交等领域发挥了聪明才智。幕末至明治初期,他们主要充任翻译官和书记官,尤其在此段中日外交关系史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迹。他们作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虽然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这特殊的历史年代,多数情况下不知不觉成为日本军国主义的帮凶。

外交翻译中的错误与趣事

据一位内部人士透露，翻译陷阱甚至会把各国外交官也给绊倒，这常常为他们的听众带来许多欢乐。 理查德·伍尔科特在澳大利亚外交部门工作过四年时间，他在自己的新书中讲述了澳大利亚某外交官在法国遇到的一件事。

外交翻译史研究的价值、路径与任务——兼评《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

王宏志的《龙与狮的对话:翻译与马戛尔尼访华使团》是首部从翻译角度研究马戛尔尼使团的著作,不仅重构了早期的中英外交关系,还为中国近代翻译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基于对该书的阅读与思考,本文指出,翻译在中国近代外交活动中作用巨大、影响深远;从翻译的视角重审外交事件,过往的“史实”和“史观”也许会发生偏离或反转;翻译史研究需继续加强对原始材料的搜集和考证工作,采用问题导向、文本整体细读、多元互证等方法,还原翻译现场;目前外交翻译史的研究任务主要包括拓展研究面向、反思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建构历史与翻译的互动关系。

外交翻译中的“战狼”话语陷阱分析与应对——“理直情适”原则的确立

国际媒体常通过翻译歪曲中国外交话语。它们通过认知操作转换中国外交话语的识解方式,引导读者形成“战狼外交”认知框架。我国外交在义利逻辑的影响下时而出现感情色彩强烈的言辞,它们在跨文化语境中极易引起误解,被部分国际媒体利用和炒作。因此,我国外交翻译应以“理直情适”为原则,综合运用明晰化和含蓄化翻译策略,恰切地呈现话语意义和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