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主义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转型

拜登政府从护持美国霸权地位出发,全方位、深层次调整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形成了既有别于传统自由国际主义、又有别于“特朗普主义”的“拜登主义”外交理念。拜登主义以“务实的现实主义”、“新华盛顿共识”-拜登经济学、内政-外交互联思维为内涵逻辑,致力于因应全球地缘政治之变、地缘经济之变和意识形态之变对美国霸权的冲击。拜登主义在实践中发展出五大外交政策支柱并产生多方面战略影响,也面临一系列来自美国内政和外交层面的制约因素,能否成为推动美国外交政策转型的历史遗产有待观察。总体而言,拜登主义都代表了美国主流精英对时代变局的理解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外交政策转型探索,有其重要意义。

科技外交理论的概念演化、范畴界定及欧美实践的启示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科技外交在应对全球性挑战及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愈加重要。科技外交运用科技和创新国际合作作为软实力工具,建立和改善与其他国家及地区的关系,当国家间的其他直接关系遭遇困境和挫折时,科技外交仍可充当国家间保持彼此联系的桥梁作用。科技外交包括在国际关系决策中需要明确考虑科学知识和科学建议,为便利国际科技合作和人员交流、促进国内创新而采取的外交政策活动,以及促进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合作性科技活动等三重功能,国家利益是科技外交的主要驱动力。欧盟及其成员国和美国都重视科技在决策系统和外交政策中的作用,从早期增设使馆科技专员到任命美国国务卿和欧盟对外行动署的科技顾问再到向海外派驻科技大使,资助科技外交研究和培训等,不少做法值得借鉴。我国应在完善国家科技决策咨询机制、建立既精通科技又具有外交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储备和人才培养及培训机制、鼓励参加国际性科技外交研究和实践交流合作网络等方面加强科技外交工作,制定科技外交战略。

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外人文交流新思路

在全球范围内,多极化趋势引发了新的冲突格局,使得国家间的博弈外延到文化与观念领域。随着国际格局的不断演变,人文交流作为一种重要的公共外交手段,亟需弥合不同国家间多元文化特征和全球发展趋势之间的鸿沟,以满足中国与海外文化相互交流的新战略需求。中国所面临的全球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挑战,需要基于现有实践基础,面向核心问题、全球南方以及特定受众,制定精准的传播方案。这不仅有助于奠定多元文明共存、交流互鉴的思想基础,也有助于为具体的精准传播实践提供新思路和新视角,为中国与全球的对话提供有益补充。

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基于议程设置的视角

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实践的日益蓬勃发展,呼唤创新的理论视角对其进行考察。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如何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借助议程设置理论构建一个“提出政党外交议题—以政党外交渠道传播议题—推动政党外交议程制度化”分析框架。在此框架下,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是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提出议题、主导创建政党外交机制传播议题、参与国际议程设置竞争的重要渠道和手段。中国共产党政党外交,既是一个系统性、整体性的外交过程,也是一个可划分为数个有先后顺序、有彼此关联步骤的过程,更是一个可过程化、多维度考察的对象。

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与舆论外交

2018年以来,美国针对中国新疆发起一波波舆论战,罗织的罪名令人匪夷所思。文本以政治媒介化理论观照美国涉疆舆论战。政治媒介化指在美西方市场逻辑作用下,政治逐渐依赖、内化媒介逻辑,政治过程受媒介逻辑长期形塑的现象。美国涉疆舆论战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将其遏制中国的目的隐蔽地转换为一个个“悲情故事”,妄图实现其舆论外交目的。文本深入剖析了美国涉疆舆论战中的政治媒介化过程与策略,揭露了美国涉疆舆论战的真相与本质。

七十年来的抗战外交研究

学界关于抗战外交的研究已经取得了极为丰富的成果。文章以中国抗战外交发展的线索为依据,重点介绍一些有重大影响并与战时外交发展线索有关联的事件,试图展现抗战外交的全貌。相较于抗日战争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和影响而言,目前的研究仍相对薄弱,学界需坚持科学态度,把抗日战争史作为一门科学继续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具体来讲,需要继续加大国际法理论的引入,注意历史细节对于历史事件意义的重要性,重视对中外档案的全面仔细梳理和判读,并继续深化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与合作。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逻辑构成、理论贡献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合作的和平方式走出崛起于世界的和平发展道路。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作为新时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理论总结,由以人类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为动力、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形式为进程、强劲联动均衡的共同发展为目标所构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中国特色大国地位建构的合作发展观。随着中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征程,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合作发展理念为国内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也为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道路选择,更为遭受严重冲击的全球发展进程提供中国方案。

“三大倡议”与新时期中国的中亚外交

自2021年以来,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全球性倡议。“三大倡议”不仅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重要方案,而且为中国的中亚外交提供了理论支持和战略引领。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三十多年来,中国的中亚外交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当前,中国应以全球发展倡议为引领,推动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以全球安全倡议为引领,助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共同安全;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实现民心相通与文明互鉴,进而促进中国与中亚国家走上更加稳定和友好的发展轨道,并保障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取得更多切实成效。

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政策内涵与实践路径

海洋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战略要地。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以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为总目标,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为根本任务,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以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坚强保证。新时代中国海洋外交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海洋治理的挑战,服务海洋强国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海洋领域的创新发展,相关思想、理念和政策是中国海洋领域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为和平解决争端、管控危机风险、深化对话合作、引领全球治理指明了前进方向。

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的发展解析

在美国对华竞争背景下,新加坡平衡外交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对美外交以寻求支持为重点,提高对美合作的主动性;对华外交以增进互信为重点,坚持理性务实的主基调;地区外交则以“再平衡”为重点,意在影响和塑造中美关系的走向。对新加坡来说,这些发展既是提升战略自主程度、追求“小国大外交”的需要,也是加快产业数字化转型、打造科技创新中心的需要,还是塑造大国间竞合关系、维持地区均势格局的需要。不过,与美国的深度伙伴关系、实用主义的政策逻辑以及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新加坡平衡外交政策的发展。对此,中国应持理性态度,并需要采取一些针对性措施予以积极引导。

迷茫世界的引航灯塔与提质增速的持久动力——2023年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

当今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发展与安全问题仍然突出,两场局部战争影响深远,三大地缘政治板块明显活跃。国际格局发生裂变和重组,竞争态势下“小多边”俱乐部加速形成,使“脱钩断链”出现新的表现形式。经济全球化正在遭遇严重冲击,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浪潮正在导致经济碎片化。欧洲发生“新冷战”的可能性上升,“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助推地缘格局版图重组。人类正处在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需要方向性的引领和选择。面对当前世界诸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和风险挑战,中国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理念,提出一系列创新性的全球治理方案,推动对外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以自身持续发展为世界进步创造新机遇、作出新贡献。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研究——发展历程、面临问题与现实对策

旅游外交是新发展阶段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大陆东南亚在“一带一路”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深入发展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延伸意义。从发展进程来看,中国与大陆东南亚的旅游外交经历了起步与试探阶段、快速发展阶段和全面深入阶段,目前,存在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挑战、旅游合作平台建设不力、互联互通不完善、旅游安全保障等问题。对此,应当深化战略沟通对接,打造中国-大陆东南亚命运共同体;加强文化合作,传播好中国声音,增进民心相通;完善国际旅游产业合作的顶层设计和平台体系建设;完善旅游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健全跨境旅游安全合作机制。

论西方外交官职业化的起源

外交官职业化起源于欧洲,在15世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出现了常驻使节,慢慢形成了外交等级制度。为提高忠诚度和效率,政府开始支付工资,雇佣秘书,对从业者进行培训,建立准入制度,初步实现外交官职业化。为了便利往来,逐步出现了有关礼仪、位次等的惯例,这些惯例被国际会议认可,成为通行的外交规范。为了对派出去的外交官实施有效的管理,各国开始设立外交部,作为专职的外交管理部门,职业外交官制度也随之不断得到发展与完善。

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导地位的时代背景和重大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外交领域的最新成果。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交汇、中国同世界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的背景下,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指导地位具有重大意义。习近平外交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继承新中国外交传统并不断创新,形成了科学完备、逻辑严密的思想理论体系。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对外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示了强大的实践伟力。习近平外交思想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并履行国际责任,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推动世界社会主义事业不断走向新胜利,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开创新局面的强大引领。

中国特色外交叙事构建:能力建设、影响机制与路径选择

外交叙事是拓展国家影响力和塑造国家形象的重要话语工具,也是新时期衡量国家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的重要指标。国家通过外交叙事传递思想观念,引导其他国家确立与自身相同或兼容的政治文化身份,是一种修辞性胁迫。合理的外交叙事可以起到弥合观念分歧、塑造政治认同和赋予政策合法性等作用,当前的外交叙事既有蕴含时代意味的宏大国际叙事,也有关于主权国家角色定位及价值观的国家叙事。大国围绕着争夺舆论战主动权展开了叙事博弈,中国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来讲述中国故事,对大国关系和区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美国则以“霸权稳定论”作为介入国际事务的理由和外交叙事的内在逻辑,消解和挤压他国叙事空间,推进其战略利益,维护本体安全。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美国将中国界定为意图挑战现有秩序的“他者”,通过情境塑造、身份设定、情节设计对中国叙事进行“颠覆式”解构,对立色彩突出。除了西方“反华”叙事,中国还面临着在数字时代提升投射能力建设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挑战。为加强和改进叙事构建工作,中国需主动向世界讲述自己的故事,通过外交叙事改变既定规范,建立起正面的国家形象。塑造多层次多主体的叙事格局,突出“中国声音”的分众化表达和精准化传播,加深国际受众对中华文明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中国叙事的号召力和感染力。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阿青年外交的现状、成效与展望

青年外交是外交研究领域的新热点,中阿青年外交为中阿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有力支撑。本文从青年外交的概念与实践出发,结合中阿青年外交的实际情况,从顶层设计、公共外交和民间交往三个维度,梳理“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年来中阿青年交流的现状。结合相关调查数据和案例,阐述、分析中阿青年外交成效。针对当下中阿青年外交议程设置问题导向不足、话语机制不够健全等问题,从阿拉伯青年就业、教育、环保三大核心关切问题展望未来中阿青年外交的发展方向。

数字人文方法视域下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在日本的传播研究

本文基于批评话语分析与传播学议程设置理论,运用文本挖掘等数字人文方法考察了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关键词在日本四家主流报纸上的传播情况,分析了日媒报道中的议程设置及其动因。研究发现,日媒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关键词的报道呈现片面性以及媒体之间报道篇数的不均衡性。“一带一路”等与经济相关的外交话语是传播热点并且热度持续时间长,而“新型国际关系”“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关键词的报道篇数极少。这种倾向反映出日媒对中国特色外交话语的传播受经济需求驱动,同时具有刻意淡化我国外交理念、价值观等主题的倾向。

从体育外交视角看成渝双城经济圈赛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发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在我国区域协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其中提出:“大力发展体育产业,鼓励社会力量积极参与竞技体育事业,增强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体育外交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桥梁,已成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体育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平台,也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体育赛事语言服务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

论长城抗战期间的国联外交与“天羽声明”

当国联讨论李顿报告书时,日本军队扩大侵略,跨过长城,染指华北。中国驻国联代表团为了促使国民政府下定抵抗的决心,曾一度坚持集体辞职。中国军队虽沿长城一线进行了抵抗,但限于自身的军事实力,又缺少抵抗的意志,最终妥协签订了《塘沽协定》。国联最终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要求日本恢复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状态,日本随之宣布退出国联。顾维钧等与各国交涉,要求遵守国联决议,不承认伪满,并同时对华提供经济援助。日本为了阻遏各国援华,并宣示其对中国的野心,发布了“天羽声明”,挑战《九国公约》。“天羽声明”进一步激起国际舆论的反感,在英美等国的反对下成为一幕闹剧。

尹锡悦政府“推销外交”:动因、举措与评析

出口导向战略是韩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发扬了韩国历任领导人重视“推销外交”的传统,以首脑外交为牵引,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大力推动军工、核电、基建等战略项目出口,主动出击拓展海外市场。值得关注的是,尹锡悦政府把“经济外交”与“安全合作”结合起来,特别是通过军工出口加深与伙伴国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纽带关系,在中东、欧洲、东南亚等战略地区抢占阵地,布建据点,谋求扩大合作伙伴,不断提高韩国影响力,致力于成为“全球枢纽国家”的目标。但尹锡悦的“推销外交”外部环境存在变数,内部存在争议,成果落实尚有诸多制约因素,能否实现战略目标面临严峻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