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儒内道——中国传统处世智慧

儒学和道家学说在人生态度上所体现出来的基本特征截然不同。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 ;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两家的人生态度各有得失。在中国传统社会 ,两家并非完全隔绝 ,毫不相干 ,而是彼此交融 ,表里相辅。在实际的人生道路上 ,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 ,道家则处于中国文化的深层 ,多数时候隐而不显 ,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外儒内道是中国古代士人中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

“外儒内法”之辩正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儒表里法"。然而,纵观中国古代法的起源、法的指导思想及情、理、法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辨析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根本差异,其实我国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无论内外都是"内儒外儒"而并非"外儒内法"。

从“内圣外王”到“外儒内道”──论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之转型

从“内圣外王”到“外儒内道”──论中国古代士人理想人格之转型杜宇民中国古代哲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塑造和追求理想人格。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强调了修身养心的必要性，由充实人的精神生命以与天地同格；其二，也是为了实现拯救人类兼济天下的淑世精神。先秦以降，每...

董仲舒思想外儒内法考论

董仲舒《贤良对》《灾异对》《春秋繁露》所言表面上是儒家的思想,细按之,其本质上皆为法家之思想。董仲舒思想的本质是儒法合一,外儒内法,在"义"和"权变"的借口之下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外儒内霸”方略下的艺术生产与审美消费——论汉武帝的文艺改革及其合法性危机

汉武帝的治国理念,一言以蔽之即“外儒内霸”,武帝君臣的很多改革都是在儒家礼乐的包装下进行的。如在理政方针上,他们采用的是“以儒术缘饰文法吏事”;在文化生活上,他们采用的是“内多欲而外施(饰)仁义”;在诗乐革新上,他们假借郊祀之名,以掩盖情感娱乐宣泄之实;在辞赋创作上,他们通过“曲终奏雅”,为骋才驰藻的唯美好尚披上合法的外衣。基于以上事实,我们认为武帝君臣的文艺改革只是感性的觉醒,对于人的审美消费的合法性,他们并未在理论上获得真正的突破。对于武帝君臣开创的文艺新风,哀帝君臣所以敢公然否定,这与他们的改革举措缺乏直接理论支持有关。脱离这一点,不仅无法对武帝一朝的文艺改革进行准确定位,而且对两汉文艺的发展脉络也难以给出合理解释。

从外儒内法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外儒内法"到"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途径。从"人治"走向"法治",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吸纳了西方先进思想,又融合了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途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的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更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外儒内法”政策形成的内在理路与外部原因

"外儒内法"政策是汉武至汉宣时期的统治政策,其形成与确立是在顺应儒学转变的趋势下,统治者的有意作为。儒学转变的趋势主要有两个方面:一者,由于礼与法在某种程度上的相通,使得出现了礼、法合流的趋势;二者,因为儒家具有兼容百家的特性,使得最终出现折中百家的杂家化趋势。

先秦法家法治思想与汉武帝朝的法律实践——兼谈对“外儒内法”的质疑

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往往被归纳为＂外儒内法＂。这一提法只是强调了汉武帝朝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极容易掩盖汉武帝大肆改造法家思想的事实。通过考察分析先秦法家法治思想在汉武帝朝的继承与异变,可以发现汉武帝朝的法律实践虽然继承了先秦法家的暴力原则,但最为法家推重的法治真精神却在改造中丧失。以＂外儒内法＂定位汉武路线名不副实,远不及＂霸王道杂之＂或者＂德刑兼用＂精准。

略论中国传统哲学中“外儒内道”的人生智慧

中国人喜欢讲尽人事，听天命。人总是会遇到无可奈何的既定境遇，人应该做出较好的选择和努力，而不应该自暴自弃，无所追求。在真实的生活中，既定的不幸并不意味着人们不可以有较好的选择或不可以、不应该有某种精神的追求和满足。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居于中国文化的显层。道家则处于深层，多数时候隐而不显，但却渗透到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外儒内道是中国古代士人中最常见的一种人生态度。这在现代社会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儒家符码镜像视域下的规训政治——新生活运动政治语境的“外儒化”

1934年2月19日,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宣讲为标志,蒋介石一手策划的新生活运动率先在南昌发起。从运动的发起到推行的整个过程都充斥着儒家印记,其政治语境的"外儒化",即国民党政党舆论借助儒家理念光环和符号映射进行个人、社会、国家三维建构的镜像表达方式。国家权力的伦理化反向构造了权力的人格化,在内外交困之际,蒋介石选择发起新生活运动,其政治目的在于借助儒家伦理规训民众生活,在"外儒化"的政治社会化语境中,让民众通过道德自觉主动认可现存秩序,实现权力统治关系向道德顺从关系的转化。新生活运动的政治意义和"外儒化"表达形式,深刻地表明了国民党意识形态重构过程中的"应然"外相和"实然"样态的"形神分裂",同时也预示着这场"新"运动失败的必然性。

汉武帝外儒内法的治国思想

在中国几千年的思想历史变革中,秦汉思想奠定了主流思想的基础,而汉朝时期,统治者在由"无为"转向"有为"的过程中,逐渐找到了一种适合国家统一、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的思想,就是汉武帝时期的"外儒内法",这也是西汉社会维持强大的本质,有了对外发动战争的条件。这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极大的借鉴作用。

荣辱止于心--试论班婕妤外儒内道思想

班婕好生活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西汉王朝，其家族——班氏，在当时地位显赫，文武兼备，德行辈出，可谓盛极一时。班婕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下成长，所以涵养颇高。汉代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着班婕好，其言行举止无不彰显着儒家思想。然而，从她的生活态度及其作品中亦可以看到道家思想的痕迹。两种思想存在于班婕妤之身，其呈现形式为外儒内道。本文将通过对她的生活经历及其作品的分析，来研究她外儒内道的思想。

士人治生与《儒林外史》创作的思想表达

士人治生是《儒林外史》创作关注的重要思想主题。传统社会的士农工商有着明确的社会分工和职业属性,但赋予士的社会责任以及“食于官”的制度设计仅是一种“政策合理”。《儒林外史》通过艺术再现士人扭曲的治生观念、塑造典型人物揭示深刻社会现实、文学表达叩问科举制度等手法,深刻揭示了科举制度在制度设计和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其不但未能有效解决士人本业治生,反而削弱了士人的治生能力,形成了士人治生这一社会问题,而士人治生社会问题又影响了国家治理效能。吴敬梓对士人治生问题的关注,不但有其自身生活经历的原因,也与颜李学派思想影响密切相关。

外儒内道:大学去行政化的策略

大学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的大学之中,但其根源却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发端于社会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现实土壤。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在于把异化为行政机构的大学回归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而走外儒内道之路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现实策略。就大学而言,外儒强调的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外在价值,内道反映的是大学的理想追求与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儒而言,内道要求的是大学的发展要合乎大学的逻辑,要有理想的追求与对现实的超越。制定大学章程是实现儒道会通,内外融通的有效途径,可以使大学既入世又不失去大学的特质,既有治平之志与现实精神又不失超旷适足之学术襟怀,从而彰显在内部治理中以学术进步为核心理念的大学行政之道,实现儒道互补,并在现实形态上呈现出"内圣外王"的大学气象。

外儒内道:大学去行政化的策略

大学行政化的弊端虽然表现在当下的大学之中,但其根源却在历史与文化的深处,发端于社会政治与行政制度的现实土壤。大学去行政化的目的在于把异化为行政机构的大学回归为作为学术与文化机构的大学,而走外儒内道之路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现实策略。就大学而言,外儒强调的是大学的社会责任与外在价值,内道反映的是大学的理想追求与内在价值。相对于外儒而言,内道要求的是大学的发展要合乎大学的逻辑,要有理想的追求与对现实的超越。

谈谈“省句”——兼析《儒林外史》中的一个句子

本文在杨树达“省句”说的基础上,推衍发挥,对这一特殊的语法修辞现象作了进一步的论析,并据以 解释了《儒林外史》中的一个有争议的句子。

论吴敬梓的疾病体验与《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

《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是吴敬梓自身疾病体验的文学化体现。吴氏常年受消渴病折磨,慢性病触发的"死亡焦虑"影响其创作心理,形成"病亡"的人物退场习惯;而消渴病与痰湿有一定的关系,书中不少人物的疾病也与痰湿有关。作者反复构建疾病与负面形象的联系,组织情节、营造场景,"同而不同"地描画人物病态,进而形成一种由身体病态到心理病态,再到社会病态的隐喻逻辑。《儒林外史》的疾病书写极具个性:一方面,作者对疾病本身和病患群体持中性态度,没有屈从于当时社会对特定疾病的集体性偏见;另一方面,作者在士林人物疾病书写过程中笔锋有所收敛,否定中含同情,讽刺中有无奈,这与全书"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风格相一致。

《儒林外史》原貌研究补说

关于《儒林外史》的原貌问题,主要有"原书五十六回"和"原书五十回"二说。本文对"五十回"说的有关论述,做了修正和补充。认为,今见五十六回本的前三十七回基本上保持了原稿面貌;在后十九回中,有六回补作窜入(具体回次与以往说法有异);余下的十三回,在辨明后人篡改段落及具体文句后,始能看出原稿面貌。以上是在旧说基础上提出的新说。

《醉翁亭记》的“外儒内道”叙事手法及影响

本文从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层次结构来分析其叙事手法,通过三“乐”来挖掘作者想要表达的深意,继而深入探究其“外儒内道”的思想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