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

首批庚款留美生的选派于1909年开始,起初由外务部全权负责,后因朝局变动,学部不断积极介入选派活动,形成了由外务部与学部两部共管的局势。在商讨细则的过程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导致选派细则难产。由于美国的干预,最终方案参考多方利益制定而成,外务部与学部的矛盾也不得不通过“平分名额”的方式加以制度化的妥协。首批庚款留美生选派中外务部与学部之争是清末新政中保守势力与激进势力斗争的缩影,反映出当时清政府中央部门间权限划分不清及利益团体利用制度漏洞徇私舞弊,为晚清之后的乱局埋下了隐患。

晚清外务的形成--外务部的成立过程

总理衙门与外务部在中国的近代外交中都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总理衙门既是与欧美各国驻华公使馆交涉的窗口,也是主要负责洋务的军机处临时性附属机构。但1901年成立的外务部,被赋予了"六部之上"的地位。先行研究中强调外务部的设立是出于辛丑条约交涉过程中列强的压力,而对其设立过程语焉不详。文章利用此前未被利用的各国史料,揭示了外务部的形成并非只是外国的要求,同时也包含了清朝自身的主张,并指出外务部形成过程中仅仅着重于中央组织的职能,遗留下驻外公使、领事及地方交涉制度等未充分讨论的课题。

继承与开新之间——清末民初外务(交)部的人事嬗替与结构变迁

晚清总理衙门、外务部与民国初年外交部在人事关系上一脉相承,但随时代变迁、制度因革,其官员来源与结构有着巨大差异。总理衙门从经历科举考试的六部官员中考试选任官员,他们多由"正途出身";外务部继承总理衙门的制度,然在1906年科举停废的背景之下,改变原有的考试之法,施行奏调。此后五年内,留学生、驻外人员、同文馆与译学馆学生、举贡考试合格者,通过奏调或考试、掣签的方式,进入外务部任职,后科举时代外务部官员结构逐渐多样化。辛亥革命之后经南北和议成立的民国政府,将外务部改组为外交部,人员多从外务部留任,但大量裁汰原总理衙门官员、举贡考试人员及留日学生,通晓外语、有驻外经验者构成外交部官员的主体,并逐渐形成一个成长、选任皆具相对独立特征的职官群体。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兼论晚清外交近代化

从总理衙门到外务部，虽是清政府在列强威逼之下的无奈之举，但它却有力地推动了晚清外交的近代化。一方面外交机构从无到有，从权力分散到集中统一，这种艰难的发展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者在民族矛盾加深的情况下对外交认识的深化。另一方面从尝试出洋考察到正式派遣使臣，使领制度得以确立，从而增强了清政府独立办外交的能力和信心。同时从选派幼童留学到储才馆的成立，为近代化的外交培养了大批的人才。

清末外务部历史地位初探

清末外务部上承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下启中国外交部,是中国近代外交体制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鉴于此,本文拟对其历史地位作一初步探索。 1、主持重要交涉活动,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外交机关。 总理衙门时期,地方大吏拥有相当一部分外交权力。尤其是北洋大臣,常在重要交涉活动中唱主角,使得作为中央外交机构的总理衙门名实不符。 外务部机构一建立,“班列六部之前”,在清朝中央政府中就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和权威。它成立后即把其职权范围内的事务抓在手里。

中日复交前日本外务省的“台独”政策

旧金山媾和后,因日本政府在美国的压力之下选择与台湾当局媾和,遂在法理上摒弃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20世纪50年代中叶至60年代中叶,日本外务省出于拓展市场和国内政治稳定及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在坚持旧金山条约体制的前提下,曾策划通过让台湾独立而达到和大陆恢复邦交的外交政策,然其终因国际政治过程并无实施的条件而未能得逞。

近代日本对华经济调查初探——以日本外务省和东亚同文书院为例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了解世界、特别是了解近邻的中国,为实现其"贸易立国"的战略目的服务,成为朝野上下的迫切愿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机构和民间力量纷纷加入到这个阵营中,对华全面进行调查,其中外务省和东亚同文书院的调查最为持久和详细,留下了大量的调查资料。这些调查资料不仅为当时的日本政府和商业机构提供了对华决策的依据,也为今天研究当时的中日贸易历史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资料。

对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政府百官的另类考察——来自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报告

发生在1910年4月的长沙抢米风潮，是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抢米风潮虽然很快就被中外反动者所镇压，但不少研究者认为它的影响巨大，甚至是次年发生的辛亥革命的前奏乐章。事后，摇摇欲坠的封建清政府为了保持可怜的“颜面”，也为了讨帝国主义的欢心，对在事变中腐败无能、钩心斗角、缺乏决断能力的长沙大小政府官员进行了严惩，其中湖南巡抚岑春萁、布政使庄赓良、

清末新政中外务部的设立及影响

在清末新政中,外务部的设立首开新政之先河,它取代总理衙门成为清末主管外交的行政机构,进一步满足了帝国主义掌控中国、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需要;但更重要的是它架起了一座中国传统外交向现代外交过渡的桥梁。本文拟从清末新政中外交部设立的背景、组织结构、设立后产生的影响以及留给世人的启示四个方面试对之作出分析。

侵华战前的特别留学:日本外务省留华学生委托培养问题

近代以降,日本外务省为培养精通汉语的翻译人才,派遣大量留学生来华,或随私人教师或入学校学习汉语。但自1919年起,外务省改将汉语留学生委托上海东亚同文书院培养,并将俄语留学生委托哈尔滨日俄协会学校培养,开启颇为特别的留华学生委托培养模式。委托培养模式本质上是外务省为侵略扩张背景下的留华学生培养模式试水,但结果并不成功。这不仅说明外务省欲借日本人在华开办的学校一劳永逸地培养汉语、俄语留学生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也揭示了为侵略服务的留学生培养模式必然走向衰亡。

试论晚清当局设立专门“外务”机构的历史意义

晚清政府1861年设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引起了中国社会思想、学术、官制、外交诸方面微妙而深刻的变化,对中国封建制度的蜕变及中国社会向现代化的转轨产生了影响。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问题处理方针的矛盾与统一

日本军部和外务省对“满蒙”的问题在处理方针上意见处于矛盾与统一中。日俄战争后日本推行“满蒙政策”的主要力量有两个:一是代表军方的关东军;二是代表政府的外务省,他们对“满蒙”的侵略方式与行动各有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在对待“满蒙”问题上,代表日本政府的外务省终于被日本的军方所征服。

从夷务到外务:近代清政府外交认识的变迁

近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沉沦,晚清政府在外交上也被迫发生了相应的调整,从最初坚持天朝大国观念,视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为夷狄到外务省的建立,表明了中国从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的状态中逐渐清醒,不自觉地走上一条借鉴和吸收西方及世界各国先进文化的近代化之路。

20世纪初日本外务省的对华舆论操控——以《同文沪报》为例的考察

《同文沪报》为清末日本人井手三郎在上海发行的一份中文日报。该报的办报宗旨先后糅合了东亚同文会、日本外务省对中文报纸的操纵精神和井手三郎等在华日人的办报理念,并体现于对庚子之变、新政运动、日俄战争等一系列时事的报道与评议之中。《同文沪报》兴废的历史不仅揭示了该时期井手三郎等人与东亚同文会、外务省在华利益上的博弈关系以及彼此矛盾的激化。

光绪三十四年度吉林省外务统计表

1993年第4期本刊曾刊发《光绪三十三年度吉林省外务统计表》,现续发《光绪三十四年度吉林省外务统计表》,以期对研究东北清末外交情况有所助益。

旅日华人刘洪友获2016年度“外务大臣表彰”

据日本《中文导报》报道,日本外务省在位于东京的外务省饭仓公馆,举行了＂2016年度外务大臣表彰＂颁奖典礼,24名各国获奖代表出席了大会。专注从事中日交流事业、长年跋涉在文化丝绸之路上的友好使者刘洪友,获得2016年度外务大臣表彰奖。

郁达夫1936年访日新史料——近年日本外务省解密官方档案考

1936年底,郁达夫赴日本和台湾参观访问约一个半月,关于此次访日访台的缘起及其详细经过,当事人抑或他人历来少有详叙,以致长期以来或语焉不详,或以讹传讹,有扑朔迷离之态。近年,日本外务省逐步解密战前官方档案文件,并将其电子化后完全公开。在极其庞大的官方档案中,保存有＂支那学者郁达夫＂1访日的完整卷宗。本文在对郁达夫卷宗所有档案文件整理、辨识和解读的基础上,进一步查阅核证其他相关档案,结果又发现了另外一些全新的资料和线索。现向读者呈现这批档案的全部内容,分析还原郁达夫访日的完整过程和整体面貌。

晚清外务部之承政官制

承政官制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外务部的工作效率,也打通了部内官员升迁的渠道,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部内官员工作的积极性,同时加强了对司员工作的监督力度。

清末外务部之嬗变

清末外务部自设立始,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需要,其自身就一直处于不断嬗变的过程之中。通过清末官制改革,外务部自身发生了显著变化,基本上适应了近代外交的要求,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

浅议清末外务部

晚清时期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外交的近代化,但是它本质上只是一个应变机构,无论从制度和职能上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交部"。外务部虽然是在外国列强的强迫下建立起来的,但却是顺应历史潮流建立起来的我国第一个正式外交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