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制度环境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我国对外投资的97个国家的经验数据,这用主成分因子分析法,建立了东道国正式制度环境的综合指数。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显著正相关。东道国宏观经济水平是东道国制度环境质量与我国外向FDI流量之间的中介变量。我国企业在实施跨国经营战略过程中,在投资区位上需要在制度环境基础上选择宏观经济更好的国家。

外向FDI的逆向技术溢出机制及其影响因素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的技术进步既可以通过自主创新实现,也可以通过国际技术扩散获得。与传统内向FDI的技术溢出相比,外向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具有独特的优势。外向FDI通过企业、产业和国家三个层面发生作用。投资国(企业)的模仿学习和吸收能力、嵌入东道国产业链的程度,以及东道国(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人才流动程度、投资软环境等都是外向FDI逆向技术溢出的重要影响因素。针对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应通过提升技术吸收能力和对东道国产业链的嵌入能力来获得更大程度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外向FDI对国内总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数据(1981～2008)的实证研究

"走出去"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企业外向FDI急剧增长,其对中国国内总投资的影响不容忽视。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政府尤其是工会组织,对本国企业外向FDI持反对态度,认为会挤占国内投资,从而造成国内失业。理论界对此也争论不休。本文通过对1981～2008年中国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并建立了协整模型、ECM模型,实证分析了外向FDI与我国国内总投资的关系。结果显示,外向FDI对我国的国内总投资有一定程度挤占效应。

外向FDI与企业产品创新——基于竞争决策的空间交互作用分析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向FDI)规模大幅增加,对企业的产品创新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引入企业竞争决策的空间交互作用,利用2005—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统计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法为外向FDI企业挑选恰当的对照组,通过构建空间自回归Tobit模型全方位考察了外向FDI对企业产品创新影响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外向FDI显著提升了中国企业的产品创新能力,但行业内企业在产品创新方面消极的竞争决策削弱了外向FDI对产品创新的促进作用;较大的技术效率差距和市场份额差距是影响行业内企业是否真正积极实施创新竞争策略的重要因素。这些结论意味着之前忽略企业竞争决策的空间交互作用会低估外向FDI对企业产品创新的促进影响。因此,中国制造业应该重视缩小行业内企业的技术效率差距,对销售市场收入处于劣势的企业给予扶持并激励企业积极开展创新竞赛,这对于大力提升外向FDI产生的产品创新逆向溢出效果至关重要。

外向FDI与中国技术进步:机理分析与尝试性实证

外向FDI之母国技术进步效应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的一个较新论题,也是我国企业“走出去”各种效应中最值得关注的效应之一。本文在总览国内外现有研究文献的基础上,对外向FDI之母国技术进步效应的命题进行了系统梳理,鉴别出了外向FDI促进母国技术进步的几个机理,进而针对中国外向FDI分布现实做了必要的修正,由此构建了一个简单的实证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作者就中国正在涌动的外向FDI浪潮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进行了初步的经验性检验。研究表明,虽然中国企业的外向FDI历史不长,但规模已经不小,这种FDI对我国技术进步的影响也已开始显现。通过对FDI流量与要素生产率变化之间相关性的考察,能够较清晰地捕捉到这种影响的存在。

制度距离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03～2008年间45个东道国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建立跨国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来分析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我国外向FDI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我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我国外向FDI有阻碍作用。在各制度距离变量中,影响最大的是产权保护距离、贸易自由度距离和财政自由度距离。在此基础上,文章就如何能使我国企业更好地"走出去"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外向FDI影响中国自主创新的机制及实证检验

本文探讨了对外直接投资(外向FDI)在企业和产业两个层面上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作用路径和影响机制,进而采用我国1987～2010年的相关数据,运用协整理论对我国外向FDI和自主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外向FDI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外向FDI对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其效用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同时,自主创新能力的变动还会反向作用于我国的外向FDI。此外,经济开放水平和金融发展水平也显著地提升了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了利用外向FDI提升我国自主创新能力的相关建议。

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

本文基于分工模式和实证分析探究了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内向和外向FDI的影响。研究表明:(1)垂直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下游企业、水平分工FDI在中国建立的投资企业都会放大美中行业贸易逆差,引发美国上升的行业损害抱怨。结果,美国对华反倾销对这些分工FDI在中国的投资意愿产生不利的影响。(2)美国对华反倾销对中国金属制造业、化学工业、特别是纺织业对美出口及其内向FDI产生很不利的影响。2004-2009年中国制造业部门吸收的内向FDI比重出现近20%的大幅下降,这很好地证实了基于分工模式的理论预测。(3)虽然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呈增加态势,但是中国企业并没有积极地采取对美直接投资的方式来规避反倾销壁垒,而是选择避税地进行外向FDI。这种对外直接投资格局很难形成中国的产业发展模式。

外向型FDI能促进母国的对外贸易吗?——基于69个国家和地区样本的GMM检验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经济的诸多方面有正面的影响。文章选取41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及28个发达国家和地区2002-2011年的观测样本,实证考察外向型FDI对母国对外贸易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不管是在发达国家样本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样本,在控制了外向型FDI的内生性之后,外向国际直接投资存量对母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没有显著影响。

外向FDI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重庆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重庆2004-2009年的数据,研究重庆外向FDI对重庆出口贸易的影响。本文首先分析了重庆出口贸易和外向FDI的现状,然后运用计量经济学的最小二乘法对重庆市出口贸易额与外向FDI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最后,本文在前面实证检验的基础上,对当前重庆利用外向FDI存在的问题、现状以及特点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中国双向FDI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联:内在机理与实证检验

开放经济条件下双向FDI的发展程度取决于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适宜的FDI流入和流出会通过不同机制或渠道对一国的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推动作用。1982—2012年中国双向FDI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982～2009年中国双向FDI与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符合邓宁的J曲线假设．并从2007年开始应步入邓宁第三阶段，但2010—201l午却发生轨道偏离；中国双向FDI与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OFDI增长效应大于IFDI增长效应；但短期，人均GDP和IFDI之间只存在从IFDI到人均GDP的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而人均GDP与OFDI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

中国“引进来”、“走出去”战略评析及其下一步

对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内向国际化先于外向国际化发展的顺序原理及中国当前所处的对外投资发展阶段的分析指出,不能仅从二者的数量规模上的悬殊差距而简单地得出其发展不均衡的结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处于IDP理论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而不是第三阶段。中国作为"引进来"的东道国地位正在下降,而作为"走出去"的投资国地位正缓慢上升,但仍然处于中级不平衡的发展阶段。

中国外向型FDI对企业职工工资报酬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经验分析

本文采用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双重差分模型(PSM-DID)系统地评估了外向型FDI对企业职工收入的微观影响。首先通过典型化事实分析发现,自2004年以来中国企业职工工资水平持续上升,但与此同时,企业内工资差距也在逐步扩大;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2004-2008年的微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企业外向型FDI显著地提高了职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外向型FDI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这意味着与非技能工人相比,技能工人的工资水平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之后实现了更大幅度的增长。本文的结论表明,企业在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同时,需要进一步完善职工培训体系以防止企业内部工资差距的持续过度拉大。

中国企业国际化的特色之路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企业通过出口和内向型FDI等方式积极融入全球经济之中,但外向型FDI这一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却在总量、国家和地区分布以及行业特征上表现出新的特点,主流跨国公司理论不能解释中国外向型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缺乏所有权优势和直接进入战略资产寻找型阶段等现象。企业的技术能力观点对中国企业国际化问题给出了较好的解释,以创新的角度理解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问题。加大企业技术能力的培育,是应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挑战的关键举措,也是我国企业变全球金融危机为进一步国际化机遇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