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官员家庭外命妇封赠制度略论

外命妇作为古代女性的一种政治身份,是一个地位显赫的群体,其封号系统在宋代变化较大。外命妇身份的确立一般是通过封赠制度来实现的。封赠制度不仅对女性所依附的男性官员的品阶有具体要求,对被封赠的女性也有一定的条件限制。官员母、妻在具备封赠制度所要求的条件后,可以获得封号并接受该制度的管理。宋代外命妇可以进入一定的政治领域,获得一定的政治或经济待遇。

唐代外命妇朝谒制度考

唐代的外命妇制度有因有革,是外命妇制度成熟的一个时代。唐时对外命妇的册封有详细规定,又专门设置命妇院进行日常管理;外命妇朝谒主要包括礼会、朝见;另外唐对外命妇朝谒的礼仪也有所规定。

辽代外命妇制度探析

外命妇是命妇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辽代的外命妇制度,沿袭唐朝制度,造就了辽代社会中一个特殊的女性阶层。对辽代外命妇封号及其权利和义务等问题的思考,不仅是了解辽朝上层妇女生存状态的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研究辽代统治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基础。

金代外命婦制度的演變

《金史·百官志》所載外命婦制度沿革不可盡信。金初外命婦制度沿襲遼制。皇統年間,熙宗正式創建了外命婦制度,其中尤以“制定品官次室命婦封號”和“命婦郡望從夫姓”爲兩大特色。正隆二年,海陵王取消了品官封贈次室的資格,金代外命婦制度至此基本定型。世宗朝與章宗前期沿用海陵之制。章宗不久大幅改革外命婦制度。先於明昌初將品官封贈外命婦的依據,從原來只由散官決定,變革爲“受散官和職事官共同影響,且二者從一高”;再於承安二年降親王妻妾外命婦封號爲“王夫人”“孺人”;最後約在泰和五年新增“從五品官母妻封鄉君”之制。衞紹王大安以後,金代外命婦制度大體又恢復到正隆二年之制。金代外命婦制度簡明易行,該特點與金代官員數量不多有關,既折射出女真統治者追求“簡政高效”的治國理念,也反映了有金一代人口規模始終不大的歷史事實。

宋代外命妇身份价值及诉求断想——基于墓志铭,当事人相夫教子身份价值管窥

宋代外命妇是一个特殊的女性群体,深受妇道与王道双重羁縻,尚能准确定位自身身份,谨慎求证身份价值。仅从其相夫教子的行为粗略考察,外命妇纤弱的身躯与灵魂深处,无不感伤着时代遐想的心灵拷问,在其奔忙于妇道与王道的人生旅途上,承载了太多的价值理念与身份诉求。

兼融南北:《大唐开元礼》的册后之源

在研究《大唐开元礼》的过程中,分辨礼制的来源和渊源常常是必须面对的首要难题。与此有关,陈寅恪先生《论韩愈》一文关于'唐代之史可分前后两期,前期结束南北朝相承之旧局面,后期开启赵宋以降之新局面,关于政治社会经济者如此,关于文化学术者莫不如此'的判断最具有启发性。而他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礼仪篇中又指出《开元礼》折中《贞观》、《显庆》二礼,从而间接袭用隋礼和隋唐制度赖以成立的(北)魏(北)齐、梁陈和西魏北周三源的关系。《开元礼》的创作既当结束旧局面之际,因此对于每项具体的礼制,便有着弄清其近端来源和远程渊源的两大任务。这一点,对于皇后礼而言亦不例外。不久前,笔者撰写《朝贺皇后:〈大唐开元礼〉中的则天旧仪》一文,重点讨论《开元礼》中大臣命妇朝贺皇后的仪注,涉及纳后的婚礼问题。本文即是在前文基础上,对于《开元礼》中的皇后婚礼展开进一步讨论。

“趋尊”与“附男”宋代士家女眷墓志首题文化探考

宋代,女性去世后获撰墓志的人数较唐代为多。志主主要是有身份、有影响的士家女眷,这种身份一般会呈现在墓志首题中。首题一般以附夫、附子的形式进行书写,反映了志主身份的差异,表现出"趋尊"与"附男"的文化意蕴,同时也是宋代外命妇制度在墓葬文化中的特殊"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