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与外商直接投资网络中心度——来自跨国面板数据的证据

基于2009-2019年全球126个国家(地区)的FDI数据,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全球FDI网络,并测算各国(地区)的PageRank中心度;进一步构建计量模型分析互联网发展对一国(地区)FDI网络中心度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在全球FDI网络中,大部分国家(地区)PageRank中心度较低,处于网络边缘位置;少部分国家(地区)PageRank中心度较高,处于网络中心地位。互联网发展能够提升一国(地区)在FDI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从影响机制看,成本节约效应和创新促进效应是互联网发展提升FDI网络中心度的主要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中低收入经济体、强知识产权保护经济体的互联网发展更能提升FDI网络中心度。本文的研究结论为协同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与高水平引进外资提供了经验证据。

人口老龄化与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3—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储蓄率和劳动力成本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探究人口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与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存在显著的倒U形关系,且存在时空异质性:空间异质性,表现为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呈现东、中、西部逐渐下降趋势;时间异质性,表现为2012—2020年人口老龄化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程度明显高于2003—2011年。储蓄率在人口老龄化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过程中表现出正向调节效应,起到推动作用,而劳动力成本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且劳动力成本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力随着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而扩大,阻碍了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为此,各级政府要完善劳动权益保障体系,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制定完善的外资引入机制,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区域均衡发展。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异与动态演进——基于非参数核密度估计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动态演进规律,选用2000—2020年中国29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不同省份的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特征和动态演进。为了使分布结果更为准确,文章提出一种新的非参数分布自动离散化算法,拟合最优的相关参数,优化非参分布数据下的核密度估计。结果表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东高西低”的发展格局,并逐渐向中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利用额处于绝对的劣势。外商直接投资额整体呈上升态势,密度函数的中心峰度不断向右移动,波峰由原先的“一主一小”逐渐向“多小一主”的格局演变,地区间差距不断扩大。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效应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新常态下经济发展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巨大的推动和影响,选取2007—2020年中国各省级面板数据,在理论的基础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FDI对本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有着明显的驱动作用,但存在着地区的差异性;在较发达的东部和中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不显著,而在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FDI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却非常显著。政府和社会各界应继续让外商直接投资成为引导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持续性动力;完善各地区“数字化”战略的政策机制,政府应给予国际企业投资相应的政策支持;要大力培育数字化改革中的人才及骨干,促进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进程。

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与外商直接投资

数据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限制数据的使用范围、增加数据的使用成本,不利于企业投资。基于2007—2018年64个经济体51个行业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对FDI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力度增强,会导致数据密集型行业FDI流入下降;从具体监管类型看,投资目的地数据境内使用监管力度和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力度增强,均会造成数据密集型行业FDI流入下降。总体而言,投资目的地数据监管对FDI流入具有负面影响。进一步探究缓解数据监管与FDI流入矛盾关系的路径,发现投资目的地提高数字技术水平能够有效降低数据监管对FDI流入的负面影响,有助于兼顾数据安全和经济发展。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机制检验

本文基于我国贸易强国建设背景下,就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中介效应机制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同时还会通过外商直接投资的间接渠道对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具体表现为,外商直接投资会通过资本和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强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文章最后从加大政策支持、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水平、借助“一带一路”与APEC等载体提升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扩大开放吸引更多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加快全球产业体系布局等方面提出提升我国流通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政策建议。

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

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绿色发展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呈现“U”形关系,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助推绿色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下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服务业出口在我国经济中的地位逐渐凸显。同时,服务业出口结构的升级程度对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至关重要。资本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重要平台,其发展对服务业的国际化和结构升级具有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种跨国资本流动方式,为服务业提供了与国际接轨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推动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力量。本文致力于深入探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关注外商直接投资在这一过程中的调节效应,旨在通过深度挖掘这一关系,为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的决策支持。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市场发展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外商直接投资在资本市场发展对我国服务业出口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

中国海外移民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与友城建设促进效应的分析

利用115个国家(地区)1990—2020年的面板数据,深入分析中国海外移民对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泊松伪最大似然方法(PPML)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在其他国家移民人数占比的提高,显著促进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国海外移民对FDI的影响通过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效应、友城建设促进效应两种机制发挥作用;与中国语言越相通、文化差距越小、对外国人信任程度越高的国家以及欠发达国家,移民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双边互联网发展程度越高,中国移民对FDI的正向作用越强;与海外游客相比较,海外移民对FDI的促进作用更强。有关移民作用FDI的因果论证,证实了海外移民在“稳外资”中具有重要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双碳”目标下,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流通业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流通业低碳发展,该结论在经历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结构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流通业低碳发展的重要中介路径,其中介效应占比为20.82%;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数字经济利用新型技术,以知识和信息为生产要素,不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经济结构优化、技术变革以及生产效率提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中介变量,以中国31个省及地区2013-2021年数据为基础,探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的影响与作用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显著影响以及部分中介效应的存在,同时通过地区异质性、门槛效应分析发现中介效应的发挥存在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并符合单门槛效应,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滞后效应存在并对产业结构影响具有差异。

“双碳”背景下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机理,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服务业集聚碳减排的调节作用,并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强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对服务业进行分行业检验,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更为显著碳减排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强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集聚与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减弱。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和人口老龄化相互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人口老龄化不断加快的时代背景,选取2008—2018年全国31个省份数据,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老龄化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在发展的不同阶段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效用不同,存在前期抑制后期促进的“U”型影响效应。人口老龄化通过劳动成本和储蓄率抑制外商直接投资,而数字经济能够调节劳动力成本和储蓄率,从而弱化老龄化对外商投资的不利影响。因此,要进一步推进数字经济发展,完善数字配套设施和制度建设,强化数字经济在调节劳动力成本和居民储蓄率,吸引外商投资流入,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信贷绿色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

本文使用2007~2019年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考察信贷绿色水平对外商直接投资强度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在控制人口密度、人均GDP、人均受教育年限、产业高级化水平、经济稳定度、政策环境指数、对外开放度、法治水平等变量的情况下,信贷绿色水平的提高会显著提高当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强度。更进一步的稳健性检验表明,信贷绿色水平的提高同样还会显著提高次年以及后年的外商直接投资强度。

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营商环境总指标及四类子环境指标,即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和公共环境,利用熵权法来测算指标权重,最终得出综合得分。通过对空间计量模型选择的检验,探究营商环境及其子环境对外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会显著的促进外资的流入,其中,子环境中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和公共环境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弱的负向空间影响。根据结论提出长三角地区应继续努力提升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子环境、地区政府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策略和多方面考量为地区FDI流入助力的政策相关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韧性的影响——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如何提高国家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即如何提高国家“经济韧性”成为我国当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要议题。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一国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其对于增强国家的经济韧性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我国2009—2019年28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抵御承受力、内在恢复力、创新重构力3个维度选取了14个指标构建了区域经济韧性评价指标体系,刻画了我国经济韧性的时空差异性特征,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经济韧性的影响。结果发现:第一,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总体经济韧性差异较大,东部经济韧性相对较强,与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经济韧性指数差异化明显,且四大地区内部经济韧性也存在明显非均衡性;第二,外商直接投资由于区域经济路径依赖等原因,对经济韧性具有显著的负效应;第三,政府的宏观调控水平和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区域经济韧性有显著的正效应,而金融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以及教育水平对经济韧性有显著的负效应。

数字经济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也对国际投资流动的动态与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探讨数字经济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提高利用外资质量,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现状分析与理论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并通过产业聚集、减小交易成本和提高创新能力等途径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起到促进作用。研究结果对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红利,为高质量外资进入中国与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将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其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稳外资的作用;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分位点增加,数字经济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溢出效益可能远大于直接效益。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视角

在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用机理的基础上,选取2010一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空间溢出视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合理化与产业结构高级化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呈现“高一高”集聚与“低一低”集聚的特点;基准回归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地促进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但抑制了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且两者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结构合理化、产业结构高级化因地理区位和空间集聚而存在差异。

外商直接投资如何影响碳生产率?

在“双碳”政策背景下,提升碳生产率是当前中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论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机理,随后基于2004—2019年的省际数据,运用ArcGIS可视化分析了FDI和碳生产率的时空特征,并采用中介模型与门限模型考察了FDI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FDI和碳生产率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明显的区域失衡问题。第二,FDI显著促进了碳生产率提升,且通过增强自主研发强度间接促进碳生产率提升。第三,FDI与碳生产率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外资规模的扩大,FDI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增强;随着绿色技术创新水平、环境规制强度的上升,FDI对碳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减弱。第四,FDI显著促进了东部、西部地区碳生产率提高,而抑制了中部地区碳生产率提高。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