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4-2019年中国和34个OECD国家的贸易数据,以加工水产品行业为研究主体,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探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引入与东道国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之间具有显著的“U”型关系,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进入规模的扩大,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先降低后提升,在考虑内生性偏差并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的加工水产品质量间的“U”型关系在低技术国家更为显著;对于自身加工水产品质量较高的国家,外商直接投资与出口加工水产品质量为倒U型关系。以期为我国相关企业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新思路。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具有积极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门槛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化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统筹全国环境规制空间布局等建议。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40年来,外商直接投资在增加资本供给、劳动力需要的同时,推动着中国工业化进程、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升级,倒逼着改革和制度变迁,有效拉动了经济增长,促进着经济发展。在新时代,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要保障外商直接投资与"五大发展理念"契合,成为推动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就需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扩大市场准入,完善投资区域导向政策,深化供给侧改革,构建外资企业环境责任体系,引导外资企业行为,构建外商直接投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体制保障体系。

外商直接投资、高质量发展与碳排放效率——以西部地区为例

基于西部地区11个省市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本文运用超效率SBM模型和均等权重赋值法分别测算全要素碳排放效率和高质量发展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利用门槛模型分析高质量发展的门槛作用。结果显示: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碳排放效率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仅在中低高质量水平门槛区间外商直接投资显著促进碳排放效率提升,跨越高门槛后该促进作用不再显著;两者关系具有地域差异,主要表现为西北地区的促进作用和西南地区的抑制作用。

人力资本质量、外商直接投资与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

本文基于劳动力异质性视角,使用2000~2019年上市企业数据和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测算了我国人力资本质量,并考察了人力资本质量影响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我国人力资本质量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大体呈现“东中西”依次递减趋势;(2)人力资本质量对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人力资本质量每提升1%,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就提升18.26%;(3)人力资本质量的促进效应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并且显著促进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规模和产业结构调整;(4)外国直接投资强化了人力资本质量对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促进效应,特别是对生产性服务业产业结构和创新实力有提升作用。

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实证

本文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城市群40个城市2009—2019年的相关数据,运用DEA-SBM超效率模型计算绿色生产率作为评价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标,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分析讨论外商直接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运用中介模型验证外商直接投资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的绿色生产效率逐年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有效促进绿色生产效率的提升。本文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分析发现,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对第二产业的抑制和对第三产业的促进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

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要重质量

对外商直接投资，不仅应关注其数量和规模，还要关心其质量和水平。同样1美元的外商直接投资，以不同的形式进入，流入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影响差异是很大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巨额外商投资流入的国家，当外资数量已经不成问题时，深入分析和认识流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和水平，对充分发挥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规避引入外资的不良影响有着重要的意义。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在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基础上,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方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为解释变量,以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固定资产投资作为控制变量,利用201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开展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联关系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水平、人均GDP以及人力资本水平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该要坚持对外直接投资战略,制定具有区域差异化的外商直接投资政策,优化引资结构,提高外商直接投资水平,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湖南商学院专著评介(二十六) 一部研究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力作——评傅元海教授的《中国外商直接投资质量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举世瞩目，迅速从经贸小国跃上了经贸大国的台阶，成为经济总量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外商直接投资。目前，我同是世界上外资流入最多的国家之一．是发展中国家引进外资最多的国家。我国成功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实践为外商直接投资理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全新的视野。

双向投资对我国就业质量的影响及门槛效应——基于2009—2022年省域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高水平对外开放能否促进就业高质量发展是当下值得探讨的重要命题。文章使用熵权法测量省级层面就业质量,并探究双向投资对其产生的影响效应与门槛效应。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就业质量呈“U”型关系;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显著提升就业质量;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存在经济区位和前期就业质量水平上的异质性影响效应;城镇化、研发投入、人力资本、知识产权保护和金融发展水平不同,双向投资对就业质量呈差异化影响效应。根据研究结论,我国应当始终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按照经济区位、就业质量水平实施差异化投资战略,综合运用和发挥科技、社会条件的调节效应,以期实现就业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汇率甄别与经济增长质量——基于中国省级样本的经验分析

本文测度了2001-2015年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经济增长质量和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考察了FDI对增长质量的作用以及汇率变化的影响。结果显示,FDI整体降低了经济增长的质量,外商在华投资中可能存在着较大比例的非耐心资本。人民币汇率升值具有显著的FDI甄别效应,通过提高耐心投资份额改善了FDI的作用。经济联系紧密度越低,资本流动倾向越高,甄别效应越显著。汇率甄别主要在效率和可持续性渠道中改善了FDI的作用,在稳定性渠道中则没有显著影响。当汇率持续升值时,其在效率和可持续性渠道中的积极作用会迅速衰减,对资本流入的冲击还将引发稳定性渠道中强烈的负面反应。

地区经济增长目标与外商投资结构优化

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地方政府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重要途径,而实现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则是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本文利用商务部外商投资管理平台公布的外资企业设立信息与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公布的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等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其外商投资结构优化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地区经济增长目标对外商投资结构优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即地区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会促使该地区引进外资中的高技术产业占比提高。异质性分析发现,经济增长目标对东部地区和服务业的外资结构优化均存在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而对西部地区则存在显著的负向阻碍效应。机制检验表明,从增加传统要素供给的视角来看,经济增长目标压力下,地方政府扩大土地供给会促使制造业外资结构优化,但对服务业外资结构优化的影响并不明显;从促进优质要素形成的视角来看,财政支出扩张引致的教育和科技支出增加对吸引高技术外资和促进外资结构优化发挥着积极作用。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为新发展格局下优化经济增长目标管理体制和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现状与趋势展望

随着我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开放型经济水平不断提升。通过不断创新利用外资政策、利用外资方式，推动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外商投资环境，2013—2014年我国利用外资仍然保持了良好稳健的发展态势，利用外资规模持续扩大、外资质量显著提高、外资结构更趋优化，外资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区域协调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更加突出。

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作用机理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世界外商直接投资的重点已由制造业转向服务业,随着中国服务业市场逐步开放,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可低估。本文对1984年至2003年中国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存在由服务业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到经济增长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技术效应、贸易效应和就业效应是中国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最为显著的增长路径。

外商直接投资质量评价

本文在考虑物价指数、汇率和折旧等因素的基础上,测算我国总资本存量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在科技产出与技术水平、FDI质量与其母国技术水平正相关的前提假设下,提出了以科技产出与影响大小代替技术水平的间接评价FDI质量的方法,并对我国16个主要外资来源国家和地区FDI质量进行排序;就我国引进FDI策略选择问题,提出引进FDI应该以外资技术能够向中资企业转移,弥补我国技术缺口为标准。

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劳动力质量因素研究

利用1997-2006年我国分省区分年度数据,实证分析劳动力质量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拟合混合数据模型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劳动力成本、市场规模、基础设施和开放度等变量后,劳动力质量与外商直接投资总额存在显著的正相关,这说明劳动力质量已成为决定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外商直接投资技能升级的背景下,区域比较优势已由低成本劳动力转变为高质量劳动力,大力提高劳动力质量是吸引新一轮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措施。

外商直接投资的聚集效应与西部利用外资分析

在简要归纳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和聚集效应的理论进展和实证研究结果后,本文着重讨论聚集效应与FDI的关系,建立了一种结构化的聚集效应分析框架来透视影响FDI区位选择的因素,并结合中国西部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吸引FDI的新的政策取向。

数字贸易对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

数字贸易迅猛发展,企业能够以大数据与云计算技术为支撑,通过虚拟跨国公司网络的形式组织生产,直接投资的必要性下降。数字贸易增加了智慧资源在价值链网络上的重要性,依赖数据资源的跨境企业比以前更需要定位于产业集聚中心。以数字基础设施以及数字化贸易两个维度度量数字贸易水平,以中国设区市数据为样本来源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发展数字贸易对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提升东部地区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中西部地区,而提升中西部地区数字化贸易水平对外资的促进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此外,研究结论还表明,数字经济时代的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具有互补性,目前外商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跨过了单纯的资源或市场寻求型阶段,这对于新发展格局下稳外资、稳外贸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中国低碳试点政策对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影响研究——来自“低碳城市”建设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为准确分析低碳试点政策对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的影响,可通过倍差法构建实证分析模型。该模型能够有效消除内生性因素的干扰,检验一项政策的实施效果,适用于当前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上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低碳试点政策的实施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质量提高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研究发现,东、中、西部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均有显著提升,中部地区的提升幅度最大;大城市的提升效果十分显著,中等城市提升效果较为一般。此外,随着大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提升效果也呈现出依次递减的态势;不同财力规模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质量均获得了显著改善,高财力城市提升作用更为显著。最后,通过机制检验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实施主要通过降低环境污染、产业结构升级及技术创新环境的改善等途径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质量。

江西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江西省在吸收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但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发展和我们加入WTO的新形势下,探求江西如何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的应对之策,更显必要和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