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双碳”目标下,外商直接投资已经成为推动流通业低碳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中介效应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探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得出:外商直接投资能够显著促进流通业低碳发展,该结论在经历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产业结构异质性;中介效应检验发现,绿色技术创新是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流通业低碳发展的重要中介路径,其中介效应占比为20.82%;调节效应检验发现,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了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影响,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对流通业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逐步增强。

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基于新质生产力视域

立足于新质生产力培育视角,探索外商直接投资推动绿色双元创新提升的逻辑机理与现实路径。基于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从探索式绿色创新和利用式绿色创新两方面衡量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企业绿色双元创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ESG表现为正向调节两者的关系;融资约束是外商直接投资抑制企业绿色双元创新的中介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对探索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东部地区显著存在,利用式绿色创新的抑制作用在中部地区更加明显。该结论深化了有关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绿色双元创新复杂关系的认识和理解。

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总体态势、政策变化及启示借鉴

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是一国促进自身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美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之一,近年来其外商直接投资规模稳步攀升。同时出现结构性变化,主要体现在吸引重点国家和地区外商直接投资流量出现分化,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流入领域出现结构性变化。这与美国引资政策稳中有变密切相关。美国在现有引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签署高标准投资协定,加大安全审查力度和重点领域引资力度,原因包括美国要巩固并增强其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加快芯片等重点领域发展,以及保持国际收支总体平衡、促进增加就业等。美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做法对中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以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作用。

“双碳”背景下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研究——考虑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

基于2004—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服务业集聚对服务业碳减排效应的影响机理,考察外商直接投资(FDI)对服务业集聚碳减排的调节作用,并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碳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服务业集聚具有显著的碳减排效应,并且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增强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对服务业进行分行业检验,生产性服务业相较于生活性服务业具有更为显著碳减排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强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的碳减排效应;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外商直接投资对服务业集聚与生活性服务业集聚碳减排效应的调节作用存在倒“U”型门槛效应,外商直接投资的调节作用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减弱。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

选取2012—2021年中国30个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传导机制、影响效应及地区异质性。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显著正向促进作用,且具有积极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促进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区域异质性;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中发挥重要中介作用;门槛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基于此,提出完善环境规制政策、差异化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统筹全国环境规制空间布局等建议。

完善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

构建完善的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于防范外资可能会对国家安全造成的冲击,统筹好扩大开放与国家安全,推动我国实现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具有现实意义。安全审查制度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随着负面清单内容持续缩减,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之间的关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与商务部联合制定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详细规定了审查范围、审查标准以及审查程序等内容,弥补了安全审查体系实施上的不足。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文章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份2014—2018年工业面板数据,运用SBM模型测算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采用中介效应和门槛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机理及非线性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有直接促进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效应值为17.7%;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呈现显著的非线性特征,即随着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由负向不显著向正向显著转变,且正向显著影响呈边际递减规律。

欧盟新的外商直接投资国家安全审查规则

商务部注意到欧洲议会有关外资审查立法的进展,并希望欧方能够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继续支持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各国投资者营造公开、透明、便利的投资营商环境。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企业技术创新关系的再审视

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文章分析了环境规制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企业技术创新的综合影响。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表现为＂抵消效应＂和＂补偿效应＂的双重效应,随着规制政策的日趋合理化,会激发企业的技术创新行为,＂创新补偿＂效应逐渐超越＂挤出效应＂。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抑制污染型FDI,不同地区的环境规制水平越相近,越容易发生资本转移;合理引进FDI有利于产生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外商直接投资的中介效应检验

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沿线102个城市2004—2018年绿色创新效率,构建中介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在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影响下的中介效应,并基于门槛回归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在不同FDI发展水平下对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的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空间非均衡性;加强环境规制对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FDI在其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沿线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基于FDI存在双门槛效应,呈现“N形”非线性关系。

基于环境规制视角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污染的影响

21世纪以来,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规模逐年增加,2020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了最大外资流入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伴随着污染转移、技术转移与结构转移,对中国碳排放产生了复杂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是否增加了中国的碳排放环境负荷,日趋严格的环境规制是否改变这一效应,为回答以上问题,将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基于1998−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定规模内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在中国整体上呈现出“污染光环”效应,即减少了碳排放,到达拐点后会呈现为相反的增排效应;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对相邻地区碳排放的溢出效应大于对本地区碳排放的直接效应,作用方向分别呈现为倒U型和U型;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主要表现为反作用力,缓冲碳排放量的猛增与猛减。

《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出台的背景、规则和应对

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与之前的贸易摩擦不同,向贸易议题之外延伸,触及到投资等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国于2018年通过并生效的《2018年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改革了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几乎同一时间,欧盟议会和欧洲理事会于2019年3月19日通过了《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中国企业在欧盟的投资并购潮流使得欧洲企业有失去竞争优势之虞,各欧盟成员国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安全与公共秩序威胁”隐忧。同时,全球各国投资政策收紧既给欧盟的经济发展带来压力,也为欧盟立法提供了参考。美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修改在为欧盟确立本地区的投资审查制度提供借鉴的同时与欧盟的制度设计又有较大不同。在这一条例颁布后,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准入受到进一步限制,中国企业对欧盟投资不确定性将增强。中国企业需在交易前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同时交易时在协议中设置“风险负担条款”,从而最大程度防范交易后的风险。

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最新进展、影响及建议

近年来,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不断升级,审查范围不断扩大,造成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频繁受阻,科技投资断崖式下跌,“中概股”大幅缩水。文章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理论溯源、最近政策动向,以及发展趋势,并结合案例研究,分析了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重点与特征。研究认为,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在微观层面对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造成较大影响,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与投资布局;在宏观层面,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安全,乃至地缘政治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短期我方应深入跟踪研判主要国家投资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打破美国战略联盟封锁;长期应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

本文使用1999-2011年中国工业分行业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等方法从工业总体和行业分组两个层面分别考察了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长期和短期互动机制。研究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会导致环境污染程度的正向变动,引起环境规制强度增大,而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大却会降低外商直接投资的动机;基于不同要素约束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互动机制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①二者之间存在显著长期互动机制,但短期互动机制并未显现;②二者在不同约束条件下分别向长期均衡状态调整的速度存在较大差异;③在污染程度较高、R&D强度较低的产业,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直接投资的短期影响效应更为明显。而在技术密度较高、规模较小、垄断程度较低的产业,外商直接投资对环境规制强度的短期影响效应更加显著。最后,本文提出了调和这一矛盾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研究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检验结果发现,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呈现负效应,但这种效应并不显著,人均GDP、市场化指数、基础设施状况、开放程度才是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1998—2008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对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我国各个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存在一定的负面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显著;相对而言,经济规模、基础设施状况和外资的集聚效应等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而且,环境规制和FDI的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和FDI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因此,可以认为,"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中国成立的证据不足。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作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污染天堂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而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成为外商企业投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FDI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逐渐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关注。

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高级化

结构转型是当今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采用2000—2012年中国30个省市的数据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在时间维度上与产业结构高级化之间存在着U型关系,加强环境规制有利于各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而且环境规制可以缓解短期内外资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抑制作用。因此,政府可将适当提高环境规制强度、因地制宜地制定引资政策作为推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必要措施。

经济新常态下外商直接投资对江苏农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及对策分析

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我国经济已进入稳步中速增长的新常态阶段,正在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利用外资推动农业经济的发展是经济新常态下的一个重要手段,而江苏省是外商直接投资(FDI)大省,也是最早引入农业FDI的省份之一。对近10年江苏省农业FDI与农业GDP、农产品出口额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农业FDI对农业GDP和农产品出口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性。因此,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江苏省农业经济发展须采取优化外部投资环境、优化产业布局、加大对产业链投资、引导农业企业"走出去"等对策。

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因果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外商直接投资和三废排放治理支出作为研究变量,运用时间序列分析的格兰杰因果检验和DF/ADF平稳性检验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因果关系和长期变动关系的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外商直接投资是环境规制的原因,在滞后一期和二期时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没有影响,但在滞后三期时对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活动与环境规制行为在长期内不存在相近的走势。国家有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投资与环境政策时不应忽视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