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布局收敛性研究

为考察在华外商直接投资空间布局状况与区域间引资差异,文章从FDI区位选择理论出发,在收敛理论基础上,构建FDI收敛模型,考察空间效应在不同空间权重矩阵下对FDI收敛的影响。研究显示,首先,1997-2019年中国各省份FDI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存在一定的集聚效应;其次,收敛特征方面,在华外资不存在显著的整体α收敛,各地区FDI存量差距并没有明显的缩减趋势,但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这意味着地区间引进外资具有“追赶效应”,FDI低存量地区具有较高增速,并且,引入空间效应后的收敛系数和收敛速度都有所增加;最后,影响因素方面,除了FDI空间溢出有利于区域间引资均衡以外,传统的战略资源状况、一般性资源状况、市场状况、技术水平等因素对引资收敛的积极作用仍值得重视。文章据此提出了重视空间聚集与空间溢出效应、引导区域间错位发展、落实全国性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提升区域引资能力等对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城市雾霾污染——基于中国276个地级市的动态空间面板数据分析

在环境经济学理论中,污染避风港假说(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认为国外资本的引入会给东道国的生态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现象尤其容易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而大规模的外资引进正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经济特征之一。同时,我国许多城市的雾霾污染问题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日益凸显,并且其中不少城市往往拥有着较高的外资利用水平。为探寻外资引入是否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负面影响,文章使用广义空间两阶段最小二乘法(GS2SLS)和基于光学卫星空间遥感获得的城市雾霾污染数据,对2004—2018年中国276个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水平与雾霾污染之间的关系展开实证分析,并对其中传导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就全国整体而言,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存量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技术水平则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在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具体数值计算结果显示:城市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PM2.5年均浓度值会上升0.045%,而城市专利授权数量每增加1%,PM2.5年均浓度值则会下降0.041%;区域异质性分析中,中部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对雾霾污染加剧作用大于东部与西部城市,而西部城市的技术水平上升带来的减霾效果要大于东部与中部城市;同时,雾霾污染在中国存在空间上的溢出效应与时间上的叠加效应,意味着雾霾污染可以在城市之间转移,并有随时间逐步恶化的趋势;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模型的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的进入对国内技术起到了负向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进一步导致了雾霾污染的加剧;而门槛效应模型的结果表明,城市技术水平每越过一个更高的门槛值,外商直接投资对于雾霾污染的加剧影响都将会有所下降。因此,为实现我国城市雾霾污染的治理,国家首先应对外商直接投资制定严格的准入标准,严格管控污染型外资流入。加强在技术研发领域的投入,积极推动本土企业与外资企业相互协作,提升中国企业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学习能力,着重推动本国技术发展进程,从而更好发挥技术进步对我国雾霾污染的改善作用。

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

基于2011—2020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使用空间杜宾模型、面板门槛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与绿色发展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技术创新促进了绿色发展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外商直接投资阻碍了绿色发展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这一结论在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第二,异质性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第三,技术创新与绿色发展呈现“U”形关系,在以经济发展水平作为门槛变量时,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对绿色发展有显著的门槛效应。上述研究完善了对绿色发展影响因素的研究,为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和规避外商直接投资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助推绿色发展提供实证参考。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研究

本文基于2003—2019年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运用松弛测度(SBM)模型和全局马姆奎斯特卢恩伯格(GML)指数法,考虑五种资源投入以及四种非期望产出,对各城市绿色发展绩效进行测算,并借助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发展绩效的影响及其空间差异,以及技术创新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绿色发展绩效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在不同区域,绿色发展绩效存在显著差异,而中部地区负向效应更加明显;外商直接投资能够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减轻其对绿色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同样在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长三角地区营商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构建营商环境总指标及四类子环境指标,即市场环境、创新环境、政务环境和公共环境,利用熵权法来测算指标权重,最终得出综合得分。通过对空间计量模型选择的检验,探究营商环境及其子环境对外资的影响。结果表明,营商环境会显著的促进外资的流入,其中,子环境中的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会产生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创新环境和公共环境会对外商直接投资产生较弱的负向空间影响。根据结论提出长三角地区应继续努力提升地区营商环境水平、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子环境、地区政府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策略和多方面考量为地区FDI流入助力的政策相关建议。

外商投资布局重心转移至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

近日,平安证券发布了《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新特征与新趋向》报告,报告显示,行业分布方面,尽管近两年制造业FDI有所修复,但多年来服务业和高技术产业占比保持趋势性上升,与中国产业结构变化、政策开放程度以及制造业“逆全球化”趋势有关。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平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钟正生撰文称,从空间布局来看,在华外资企业的战略已经从“in China for world”转向了更多的“in China for China”,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将中国国内市场业务作为主轴。

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与城乡收入不平等——基于长江经济带11省(市)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运用2000—2020年的面板数据,选用空间杜宾模型,从空间视角实证分析外商投资和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各省发展非均衡性显著,呈现沿海地区优于中西部地区的空间分布格局。研究还发现,外商投资对长江经济带各省的收入差距产生正向影响,而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比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且始终正相关,教育水平、贸易开放度的提升有利于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为此,需要从优化FDI区域布局、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以及增强农村劳动力综合素质等方面采取具体措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

本文将数字经济、外商直接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基于2011-2019年中国273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带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以及外商直接投资在其过程中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不仅显著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而且具有稳外资的作用;数字经济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非线性关系;随着经济增长分位点增加,数字经济促进作用呈现先下降再上升的“U”型特征;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产业结构与城镇化异质性;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并且溢出效益可能远大于直接效益。

气候风险与外商直接投资:基于城市层面的实证研究

气候变化及其衍生的风险已成为影响国际投融资活动的一项重要的不确定性因素。基于2008—2019年城市级面板数据,从物理和转型两个方面考察气候风险对城市层面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两种风险均会显著阻碍城市外资流入,且气候转型风险的负向影响持续时间更久。此外,气候风险对城市外资流入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其中,气候物理风险对邻近城市存在正向溢出效应,而气候转型风险则存在负向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城市气候韧性有助于缓解气候风险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研究结论为认识和化解气候风险的负面经济影响提供了重要启示。

外商直接投资、居民消费与就业——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007—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权重矩阵,运用莫兰指数进行空间自相关检验。基于LM检验、LR检验、Wald检验以及Hausman检验结果选取固定效应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居民消费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就业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居民消费与就业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第二,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具有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居民消费对本省份就业增加发挥积极作用,两者的交互作用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第三,经济增长和教育水平的提升显著促进本省份就业,但两者均对就业具有负向空间溢出效应,技术水平的提升促进就业,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对就业产生不利影响。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改善国内投资环境,拓宽外商投资渠道;加大促进消费力度,推动新型消费发展;增加民生财政支出,鼓励科学技术创新。本研究为保障民生工程建设、加快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提供借鉴。

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特征及其机制研究

分析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资料与数据，并结合企业调查，揭示了改革开放以来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发展过程以及主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发展状况，研究了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集中、时空推移、技术含量变化、产业结构高级化等特征及形成机制。基本结论为：第一，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高度集中，但随时间推移，从沿海向内陆、从大城市向周围地区转移，集中程度减弱；第二，技术含量逐步上升，产业结构高级化趋势明显；第三，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主要受劳动等生产要素成本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要素成本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相对变化，是决定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空间转移的主要因素之一；第四，随着我国收入水平提高以及技术与人力资本积累，以获取市场份额为中心的对华直接投资日益增加，出现了从沿海向内陆推移的趋势；第五，对华直接投资国家与地区的产业结构转换以及中国国内地区间产业与地域政策的变化也是影响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与空间转移的重要要素之一。

外商直接投资、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省域空间计量分析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构建FDI内生化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FDI、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和FDI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从全国层面看,FDI引致的技术进步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了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效应,且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分区域来看,东部、中部地区的FDI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西部地区FDI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均为负,抑制了产业结构升级;不同的控制变量对不同的区域具有差异影响。基于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空间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基于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实证分析

在揭示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空间分布呈现向珠江三角洲集聚的基础上，采用动态局部调整模型对1992—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在珠江三角洲9个地级城市中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在广东省的区位选择，除受到城市区位特性因素的影响外，更为主要的影响因素是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即与城市已有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量呈正相关，存在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集聚效应，进一步的提出了通过产业集群培育和升级促进珠江三角洲城市外商直接投资持续集聚的策略。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空间面板数据模型

外商直接投资(FDI)在我国空间分布的显著非均衡性引发了大量有关FDI区位选择的经验研究,但相关研究往往忽视了FDI的空间依赖性对其区域分布的影响。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1990-2004年28个省区的数据资料,从地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两方面对空间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估计,考察FDI的空间相关性对我国FDI地区分布的影响。研究发现,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现实FDI地区分布的拟合效果更好、解释力更强;我国各省FDI的区位分布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相邻地区吸引外资的增加能够带动本地区吸引更多的外商投资。

中国大陆外商直接投资与入境商务旅游的空间错位研究

利用1998~2013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入境商务旅游（IBT）的面板数据,基于重力模型和空间错位指数模型研究了二者的空间错位现象、特征及动力机制.结果发现：FDI与IBT存在空间错位且空间错位距离S逐年增加,预测至2018年S将达702.42km;二者的空间错位具有空间差异性,呈现出一定的地带差异（东部的空间错位态势较中西部更为显著）和省际差异（广东和江苏SMI排名前两位,甘肃和吉林SMI排名后两位）;东部的空间错位格局决定了全国的空间错位格局.结合FDI与IBT空间错位的发展趋势,进一步分析了二者空间错位的动力机制,发现：FDI和IBT的属性特征是二者产生空间错位的内驱力,交通的迅速发展是直接动力,东西部的地区差异性是外部动力,政府政策支持是助力.

空间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决定——基于中国城市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以2006年中国大陆24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利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决定进行实证研究。对全国城市分析的结果发现:除了劳动力素质、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以及集聚经济以外,空间相关性也是影响FDI区位分布的重要因素;一个城市吸引的FDI不仅取决于自身的区位条件,还与周边城市的FDI正相关;劳动力成本在区位决定中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地区的分析发现,FDI在东、中、西部城市的区位选择具有明显的差异。

1990年以来江苏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动态演化研究

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外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推动着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空间格局的演变。采用1990-2006年江苏省各县、市(市辖区)FDI数据,首先计算、分析了各区域单元FDI总量的变化与特征,描述了区域FDI发展的不平衡性,进而采用全局空间自相关与局部空间自相关理论,定量表示出江苏省自1990年以来FDI空间格局的动态演化过程及趋势。结果表明:江苏省FDI增量主要集中在苏南地区,苏北与苏南FDI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区域单元实际利用外资的过程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自1999年以来空间自相关性有所增强;FDI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模式,并且集聚态势越来越显著;以苏州市辖区、无锡市辖区为核心的苏南地方,成为江苏省FDI发展的核心区域,而苏北与苏中大部分区域,则沦为FDI发展的外围地带。

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

借助Arcgis、GeoDa软件组织和提取空间数据、制图以及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根据1997-2007年浙江省各县(市)外商直接投资数据,对其空间格局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浙江省外商直接投资整体上呈南北分异的空间格局,其分布重心总体上由东南向西北方向演变;集聚程度很高,但集中指数有逐年减小趋势;2000年前外商直接投资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2000年后具有显著的正自相关性;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分布的空间格局表现出南北差异在扩大、北北差异和南南差异在缩小的趋势,说明长三角对区域发展的影响显著。

ICT效应下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基于半参数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的研究

基于中国30个省份(因数据缺少,不包括西藏地区和港澳台地区)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半参数空间向量自回归模型(SSPVAR),利用时空脉冲响应函数、偏导图探讨了经济增长、能源消耗及外商直接投资的时空传导效应与信息与通讯技术(ICT)非线性的影响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及能耗强度受到彼此冲击后的响应较为明显;能耗强度具有自强化效应,空间溢出作用促进了周边省份经济发展,短期内不利于其外资引入,但长期却能提高外资利用。经济发展产生不可持续的自身累积效应,与单位产值能耗走在了“U”的上行区,但却对邻近区域产生了积极的正向溢出。外资长期利好效应凸显,发挥经济发展和能源节约的促进作用;短期内却抑制经济发展,强化能耗度,更无法发挥“示范”效应吸引更大规模的外资流入。ICT具有正向的节能、增产和引流效应,分别以倒V和V型形态推进,但是发展的初级阶段却没有任何影响作用。加速ICT应用,智能化和信息化商业、生产模式转型将有助于更少能耗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度变迁空间效应的研究

笔者采取空间计量方法,并结合各地区的制度指标,印证了FDI促进制度变迁具有空间溢出性的特点。研究表明,FDI对我国制度变迁具有促进作用,FDI对制度的影响存在空间溢出效应,空间溢出效应对制度变迁的贡献率逐年递增且呈发散趋势,空间制度溢出效应在各省域间呈现区域性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