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的不确定性及其应对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颇具争议,与外国主权者在美国面临的诉讼风险息息相关,亟需得到重视。与《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相关的司法实践体现该法的溯及力具有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还将持续性存在。《外国主权豁免法》模糊文本与美国法律制度的综合作用、美国法院对于《外国主权豁免法》的程序法与实体法属性认定之分歧、美国法院在法律与对外政策之间寻求平衡等因素共同造成了《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的不确定性。面对美国日后针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既往修法与司法行为可能导致的风险,外国主权者能够经由美国国内法、对等原则或是国际争端解决三种途径维护自身依法享有的主权豁免,但这三种路径均有局限性。对于我国来说,运用对等原则是应对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溯及力不确定性的理想路径。为此,我国应当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国家豁免法》第21条“对等豁免”条款的实施,充分发挥其威慑作用。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豁免例外的适用

本文主要通过对"仰融案"、"莫里斯案"、"加拿大天宇网络有限公司案"几个以中国政府为被告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比较,对美国法院适用《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活动例外的规定加以研究。文章分析《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关于商业活动例外的规定即第1605节(a)(2)款的具体组成及其对适用产生的影响,同时为中国政府以后的诉讼提供建议和帮助。

论主权财富基金的司法豁免──以《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为例

主权财富基金在他国开展投资活动不可避免地发生纠纷甚至遭遇诉讼,而主权财富基金能否就此主张司法豁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关于主权财富基金的管辖豁免主体资格,《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和《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在管辖豁免行为条件认定上,二者都反映了限制豁免原则的趋势认定主权财富基金从事的投资行为属于商业活动而原则上不享有管辖豁免。关于强制性措施豁免,较管辖豁免两法都规定了更为严格的条件,为主权财富基金主张强制性措施豁免提供了更多的可能。

中国政府在美国被诉引用主权豁免抗辩的法律探析

中国政府或其政治性分支机构如果在美国法院被滥诉,首先可进行程序性抗辩。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是处理外国主权豁免及豁免例外问题的程序性法律,规定了美国国内法院确立管辖的两个前提条件:对事管辖权和对人管辖权。梳理过去数十年里美国相关判例,可归纳豁免例外、文书送达、缺席判决等程序性问题的抗辩理由和判决结论,在涉及中国政府诉讼情况下管辖权异议动议在应对滥诉时至关重要。在某些管辖权明显缺乏法理基础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也可不采取实质行动,因为美国法院在作出缺席判决前仍须考虑管辖权问题。即使有缺席判决,中国政府也可寻求撤销缺席判决,重回诉讼途径。

浅议美国外国主权豁免的几个问题——以仰融诉辽宁省政府案为例

美国1976年的《外国主权豁免法》,所确定的限制豁免主义立场以及对外国政府非主权行为的管辖,是美国法院多次对中国政府及其财产行使管辖权的主要原因。而“仰融诉辽宁省政府”案中中国政府的胜诉表明,充分掌握美国管辖权理论在司法层面的运作特点,有利于中国政府在被诉时灵活运用法院地国的法律手段,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

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法下主权豁免实证研究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赋予符合一定要件的国有企业与外国主权国家具有同等的地位,享有主权豁免。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时如果主张主权豁免,美国法院一般会承认中国国有企业具有主权豁免资格,但在一些案件中会以存在商业例外为由认定中国国有企业不能享有主权豁免。本文将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被诉的案件进行分类梳理,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美国法院对中国国有企业援引主权豁免的态度以及判决理由,旨在阐明中国国有企业应根据自身的利益诉求以及所希望的案件程序决定是否援引主权豁免,且中国国有企业应充分举证证明其大多数股权由中国政府拥有,从而证明其是《外国主权豁免法》下的主权豁免适格主体。

美国国家豁免法的新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国家豁免法在豁免主体的认定和《外国主权豁免法》的溯及力问题上出现了重要发展,对中国在美被诉的个案利益甚至整体形势产生了实质性影响。中国的应对策略是:根据不同性质的案件重点采取不同的方法,即对于政治性案件,主要运用外交途径;对于商业纠纷,充分主张国家豁免主体资格;对于历史性案件,综合运用多种制度和规则摆脱美国法院的管辖。

国家行为原则与主权豁免关系之实证分析

国家行为原则和主权豁免理论是国际法中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其适用与否直接关系到国家和当事人的利益。但是,两者极易混淆。国家行为原则的基本内涵和理论基础决定了它与主权豁免理论既存在密切联系,又存在本质区别。美国的司法实践活动揭示出绝对豁免主义和限制豁免主义对国家行为原则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论美国主权豁免中商业例外条款对中国的影响与应对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商业例外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应用广泛。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参与到海外商业活动中,而美国是中国海外项目的重要市场,美国主权豁免中商业例外条款对我国政府及企业的影响不容小觑。奥地利联邦铁路公司案是近年来美国在适用该条款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从中可以折射出法官对于商业例外条款的主体资格、商业行为及直接联系的认定标准更多地考虑美国的政治利益。本文研究提出了我国政府及企业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诉讼应采取的应对策略。

加拿大天宇网络公司就合资企业被迫解散在美国法院告四川省政府案评析

加拿大天宇公司因设在中国的合资企业被迫解散,在美国法院告中国相关的地方政府。中国地方政府先要求将该案从美国州法院移转到联邦地区法院。原告就超过时限为由提出上诉。美国上诉法院支持了美国联邦地区法院基于对《外国主权豁免法》的解释以及适用,维持了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本文在介绍该案的基本案情基础上,归纳了巡回上诉法院判决的理由,并对中国地方政府如何应对类似情况的法律问题进行了评析。

中国国家财产在美国的执行豁免——以沃尔斯特夫妇诉中国工商银行为例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规定了外国国家及其财产的管辖豁免和执行豁免。在执行程序中,国家及其机构和部门均可以主动提出执行豁免的抗辩。国家及其机构(含国有企业)具有各自独立的法律人格、财产,法院不能扣押外国国家机构(含国有企业)财产以执行针对外国国家的判决。美国沃尔特斯夫妇要求扣留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等三家银行的纽约分行中相应的中国政府财产,用以执行之前针对中国政府的缺席判决,不符合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以及联邦法院的司法先例,自然遭到拒绝。

从天宇公司案看美国法院关于“直接影响”的认定

美国法院对发生在美国领域外的外国国家的行为行使管辖权较为谨慎,表现为对"直接影响"的解释较为严格。就具体认定标准来说,它要求影响必须是直接的,没有其他介入因素;还要求影响必须"在美国",常常表现为原告具有美国国籍,或合同履行地在美国。因此,中国政府或国有企业如在美国被诉应积极应对,综合利用该规则及外交途径等主权豁免,同时注意在合同谈判阶段就利用"直接影响"的条件规避在美国法院被诉的风险。

美国对外国国家的送达制度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明确规定了对外国国家的送达程序,以区别于《联邦民事诉讼法》中的送达程序。这些特殊的送达规则以及送达实践强调被送达的外国国家实际接收和接受送达的效果,更加注重程序公正,在某种程度上给予外国国家更多的正当程序保障,增强审判程序和判决的可接受性,减少或避免国家豁免诉讼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中国应对在美国法院被诉时,应当充分利用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中的送达规则和实践,更好地维护我国的尊严和主权。

美国FSIA侵权例外规则的司法适用与中国应对

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第1605节(a)条(5)款的“非商业性侵权例外”作为管辖豁免例外之一,近年来在美国法院得到了广泛的司法适用。该例外的适用涉及对侵权主体、侵权行为地域联系以及侵权行为主权性质这三个要素的认定,被告根据后两个要素提出抗辩易获得优势。对中国而言,侵权例外虽已在涉华国家豁免案件中多次出现,但总体未得到足够的重视。考虑到侵权行为与主权行为往往关系密切,侵权例外一旦适用,将可能导致美国法院对我国的主权行为进行管辖。因此,为避免侵权例外未来在涉华案件中得到适用,我国应基于侵权例外的认定规则和适用场景优化当前策略,根据不同的案件特征和被告主体制定直接抗辩或间接应对的法律预案,实现在美司法救济;同时,还应加紧制定国家豁免国内立法,细化规定侵权行为国家豁免的有关问题,增设“主权行为”相关定义,为我国应对因侵权行为引起的国家豁免诉讼设定宏观法律指引与制度保护。

应对国外针对疫情滥诉中的国家豁免制度分析

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世界范围内已有多个国家出现了个人或团体针对中国政府要求疫情赔偿的诉讼。需要对这类案件涉及的核心问题——国家豁免制度作一定分析,以确保我国能充分应对此次境外滥诉行为。从短期应对来看,即使结合内国规定管辖他国范围最大的美国《外国主权豁免法》,此次滥诉中原告列明的各项管辖例外包括商业例外、侵权例外、恐怖主义例外在内仍旧无一能够成立。从长期应对来看,此次滥诉暴露出了我国国家豁免专门立法缺位的现状,制定符合国情维护国家利益的中国《国家豁免法》迫在眉睫。建议我国《国家豁免法》选择相对豁免立场的同时设置对等原则用作进一步补充,以求最大程度地维护我国主权及国家利益。

论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民事诉讼中的管辖豁免资格

在中美经贸摩擦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已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补贴问题进行了较多的WTO诉讼。与此同时,美国的企业也试图针对中国的国有企业在美国提起诉讼。文章从中国国企在美国受诉的管辖豁免着手,综合运用案例研究、历史分析和法解释学等方法,从美国的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的制度和国企满足主权豁免资格的具体要求进行研究。文章在用类型化分析美国法院司法实践的基础上,揭示美国实践对这些构成要件的理解。此外,文章还着重分析了国企不享受豁免的"商业活动"例外的构成。文章最后认为,中国国企在美国受诉应当充分利用实体和程序规则,主张管辖权异议。

国有企业海外诉讼中的国家豁免问题研究

在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风险交织的背景下,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中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就包括因海外诉讼所引发的风险。对于国有企业而言,虽然我国一贯主张国有企业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主体,在诉讼中不享有国家豁免,但在实践中仍有企业提出主权豁免抗辩并获得法院的支持。如此虽然能够让企业在诉讼中免于责任的承担,但另一方面也会对中资企业在海外的经营环境造成负面的影响,阻碍企业国际业务的开展。由于我国目前缺乏与国家豁免相关的专门法,也没有对国有企业的性质以及与国家的关系进行明确,因而在国有企业的国家豁免问题上,一方面需要完善相关国内法,另一方面,需要促进国有企业在海外的合规经营,减少甚至避免出现因违规经营而被诉的情况发生。

中国在美国法院的主权豁免诉讼述评

美国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Foreign Sovereign Immunities Act)生效以来,美国法院受理的涉华主权豁免案件不断增加。按照1976年《外国主权豁免法》对“外国国家”的宽泛界定及司法判例,中国中央政府及直属权力机构、驻外使团和地方政府属于“外国国家或其政治分支机构”,国务院直属管理的中国科学院等事业单位、国务院(含国资委)直接控股的中央企业属于“外国代理机构或媒介”,政府并不直属管理但从事科教文卫等公共职能的事业单位在一定条件下构成“外国机关”,均可以主张主权豁免,但最终能否获得豁免则取决于争议行为是否属于豁免例外的范畴。中国坚持绝对豁免,不理会那些毫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的骚扰性或恶意案件,敦促美国国务院向美国法院递交已进行的送达非法无效、已受理的案件应予以撤销、已作出的判决或命令不予执行等的利益声明。中国司法部拒绝协助美国法院送达侵犯中国主权的诉讼文书。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美国国务院实施外交送达后视情况决定是否特别出庭抗辩美国法院的管辖权甚至实体争点。因外国主权豁免案件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加上美国法院有义务依职权主动审查是否对案件享有事项管辖权,故中外学者、民间团体可以向美国法院申请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促成美国法院认识到应以没有管辖权为由驳回原告起诉。如美国法院不顾中国反对,作出不利于中国的缺席判决,中国可拒绝承认和执行该缺席判决。

美国外国主权管辖豁免中的商业例外及其实践发展

美国在国家豁免领域的立法与实践极为丰富。其《外国主权豁免法》在文本设计上虽然存在不少缺陷,但经过大量司法判例和解释对法律条文的及时补充,其灵活性和适应性日益增强。其中,分析和判定豁免例外中的商业例外问题最为实务界看重,因为其很大程度上决定外国是否享有豁免。要确定是否适用商业行为例外条款,首先需要界定哪些行为是构成诉讼基础的特定行为,是否符合"基于"的要求;其次要根据相关行为的性质而不是目的确定该行为是主权行为还是商业行为;最后,如果该行为被认定为是商业性质的,则需要判定其是否符合与美国具有司法管辖联系的条件之一。美国上述立法与实践对于我国进行国家豁免相关立法,尤其是有关商业例外的制度设计有着借鉴意义。

国家豁免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研究——在司法与外交复合语境中的探讨

国际法的国家豁免原则现呈绝对豁免论和限制豁免论并存之势,法律适用问题,即判断国家豁免的标准的问题,也因此成为妥善应对国家豁免案件的关键之一。在外交层面,被诉国和法院地国将分别陈述各自的国际公法立场;在司法层面,法院将依其国际私法规则适用法院地法。如在持限制豁免论的国家被诉,即使被诉国持绝对豁免论,法院裁判案件时将适用限制豁免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美国法院面临的国家豁免案件均属这一情形。对此,中方有权依绝对豁免论向美方提出外交交涉、在舆论战中向受众传递绝对豁免立场、并在选择出庭应诉时向美国法院主张绝对豁免。同时,需针对法院适用本国法裁判案件的现实,从美国法律和判例中发掘出并利用好可支持中方豁免主张的内容,并在法律条文存在解释余地时,研判美国法官和政府解释法律时分别依据的法律意识和对外政策(含一般政策和国别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