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检视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维护投资者利益要求审计底稿出境的规则与我国维护数据主权安全的法律制度相冲突,而该冲突本质上是我国与美国在审计监管领域国内法域外效力层面的博弈。该法案基于属地管辖权发挥效力,但其存在“单向”执法与额外信息披露的不合理因素,超越国内法域外效力的合理边界。实践中,需要以尊重他国主权与国际礼让为基础、以促进国际经济发展为价值定位、以解决争端为导向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予以限制。我国应当从对内与对外两个层面出发,完善我国监管体系,强化我国法规的落实执行;摒弃绝对化的数据主权思想,推进构建跨境监管合作体系。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中概股公司的影响及应对

2020年12月,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正式生效,背后叠加了疫情背景下美国国内矛盾转移的需要以及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文章阐释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出台背景和具体内容,结合中概股中美两国跨境监管冲突分析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对中概股公司的影响,并探讨了中国应对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政策建议。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美式“安全观” 及中国应对方案

2020年5月20日,美国参议院以保护投资者为由通过的《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毫不掩饰地暴露了美国证券监管的政治化,严重违背了美国证券行业的市场化运作规则。“政府实体”“控制性财务利益”等模糊性概念的运用,违背了法的确定性这一基本立法规则。该法案体现了美国在国际上推行的扭曲的美式“安全观”。对此,中国应当理性、积极地应对该问题,内外兼修,在推动中美证券跨境监管合作的同时,完善和强化信息披露及投资者保护机制。中概股公司既要做好按照美国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披露相关内容的准备,也要为回归A股或在港二次上市未雨绸缪。

“脱钩论”背景下的中美金融断裂--以《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为切入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经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0年12月18日签署而正式生效。该法案直指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将两国证券监管合作的矛盾和分歧上升到金融脱钩,使得在美上市的中资企业面临下市和被迫退出美国资本市场的风险。《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是近年来中美两国贸易摩擦向金融领域的延伸,也是美方提出的“脱钩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之外的纵向发展。中美贸易冲突不仅没有随着《中美经贸协定》(第一阶段)的签署而得到缓和,反而在新冠疫情之后继续加剧,并且向金融、科技和教育等领域蔓延,中美两国“脱钩论”甚嚣尘上。美国加紧在金融领域通过法律战的方式推进中美“脱钩”,对中资企业在美上市融资构成现实威胁。中国应该通过法律的方式,在技术层面应对中美监管合作,化解和弱化双方的监管合作矛盾。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影响及应对

美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的出台,具有显著的时代背景,其内容主要针对中概股公司,本质上是美国维护其政治经济霸主的表现。《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使得中概股公司难以同时满足中美两国的合规要求,增加融资和退市风险,进而冲击我国金融体系和影响我国数据安全,乃至影响中美竞争格局。因此,中概股公司短期须考虑合理调整上市地点,长期看则须健全合规制度,加强科技创新。国家需要推进跨境监管合作,深化国内资本市场改革,尽可能减少政策调整对中概股的冲击,并以科学监管包容科技创新。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引发的美国中概股退市风险及应对策略

美国证券市场开放成熟,是中国企业境外上市首选目的地之一。《外国公司问责法案》使美国中概股面临较大的退市风险。中国可以借鉴国际经验,在保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加强中美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同时,引导中国企业采用私募发行等方式解决融资需求。为给美国中概股转向非美国证券交易所再次上市和回归A股创造条件,监管部门需完善境外上市政策,完善境内证券市场制度规则,加大证券市场开放,加强统计和监测,积极应对《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带来的冲击和风险。

中美审计监管协议的特征、影响与对策研究

PCAOB是美国上市公司审计监管的主管部门,PCAOB通过认可和协议的方式实现对在美上市外企的审计监管。中美审计监管协议相较于第三国有明显特征,是一个渐近性的达成过程。中美审计协议的达成对我国有重大意义,可以有效避免中美金融脱钩,有利于提高中概股的公司治理水平。下一步应推进中美双方审计监管协议法治化、公开化,推进国企管理体制改革,采取多元化策略,确保国资保值增值。

浅谈强监管之下的中概股投资策略

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开始距今已有3年多时间,中美贸易局势越来越紧张,民粹主义抬头影响了两国甚至是全球经济成长。期间美国多次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加征关税,引发两国股票二级市场大幅震荡,美国参议两院还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引发中国概念股票股价暴跌,中国企业的海外融资之路坎坷波折且未来不明,新冠疫情突发又对全球经济蒙上了一层阴影。中国在此次“战疫”行动中获得先机,这有赖于政府超常规的防控力度及民众超强的执行力。在过去一段时间,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经历深刻转折,金融市场得以持续改善,转型过程中资金抛弃传统行业而追捧新经济行业,在这种背景下,过去去往海外上市的中国企业或拟去海外上市的企业纷纷回归港股市场二次上市,中国处于经济转型周期新兴行业企业获得了空前的追捧和高估值,也随之对于投资者的投资能力提高要求。本文将探讨在后疫情时代中,中概股投资者该如何调整自己的投资策略。

美国强化中概股监管的影响效应研究

美国是中国企业境外上市的重要场所。近年来,美国不断强化涉及中概股的监管政策,包括持续扩大证券交易限制名单、推出并加快实施《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加大对可变利益实体架构企业限制和信息披露要求。上述政策导致多数中概股面临退市压力,跨境资本流动日趋复杂,美国市场为中国企业提供融资的功能下降。与此同时,中概股股价波动加大,对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的股市产生了明显的传染效应。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逐步降低敏感行业企业对美国资本市场的依赖度,引导境外上市企业根据国际规则夯实公司治理机制,防范非银金融机构的风险传染效应,加强短期资本流动管理与跨境金融监管的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