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各国在惩罚性赔偿问题上的分歧立场,使得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在实践中经常遭遇困境:一些国家拒绝承认和执行。但不可否认的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不再一概地拒绝承认与执行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而是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其做出不同的处理。我国法院在审查此类外国判决时,也应综合考虑判决的缘由、惩罚性赔偿的支付对象、数额等因素。为协调各国在涉及惩罚性赔偿的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问题上的立场,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及外国判决公约》(草案)就此问题做出了规定。

评1971年海牙《民商事件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

【正】 国际私法虽然常被指称为调整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部门,但各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它除了包括国际民事诉讼中法院管辖权和法律适用(或法律选择)两方面的内容外,还必须包括就此种诉讼作出的判决在有关国家之间相互承认与执行的问题。对于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目前较普遍的实践是不主张对判决作实质性的审查,而是认为只要具备某些条件并且不存在某些情况,即可予以承认和执行。这些条件和情况,从形式上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肯定的条件,或称积极的条件,即要求外国判决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才可以在内国承认与执行,一种是否定的条件,或称消极的条件或必须排除的情况,即要求在遇有这些情况时。

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关于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是国际民事诉讼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国际私法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拟就我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有关规定，结合国外的理论与实践，提出一些看法。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是国际间正常交往和合作的需 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是指一图法院按照一定的审查程序，承认外国有管辖权的法院已经确定的判决，并对外国确定的判决，经承认后按照本国规定的程序执行。

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是国家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重要法律保障,而在目前我国尚未批准加入与该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为稀缺的情况下,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互惠原则的规定较为简略,导致规范的内涵与目的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互惠关系认定标准严苛等问题。“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对国际民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在政策方面推动构建条约签订全覆盖、信息共享全面高效的“一带一路”司法合作机制,在立法方面注重体系完整与制度优化的规则设计,在司法实践方面区分不同情况来灵活处理互惠原则的适用,以促进判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流通,彰显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回归后,粤港澳三地围绕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持续开展磋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安排》,但是这些《安排》在适用范围、适用顺序、公共秩序保留、审查期限、沟通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要继续完善,使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早日实现完美对接。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互惠原则的适用——从宏观启示到微观建议

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统一互惠原则的适用,对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有重要意义。宏观上,结合我国互惠原则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政策分析、博弈论分析和法律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可知互惠原则适用的目标是以我国积极主动地认定互惠关系换取外国的司法合作,互惠原则适用的法律价值追求是实现互惠原则适用规范的明确统一。微观上,为贯彻落实互惠原则适用目标和法律价值追求,可围绕《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作以下调整:保留事实互惠,构建谅解或共识互惠、推定互惠、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的多元格局,为人民法院认定我国与外国存在互惠关系提供更多可能;借助统一完善的规范设计实现确定性的法律价值追求,包括阐明并拓展谅解或共识互惠、法律互惠、外交承诺推定互惠的法律内涵,确定我国与美国等多法域国家的部分地区间可认定存在互惠关系,构建高效的互惠原则案件通报制度和法院内部、内外信息互通机制,统一完善互惠原则的适用。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条款

不论是法院判决还是仲裁裁决,在各国的互相承认与执行制度中,都避免不了有关“公共政策”的司法审查。公共政策是各国保护本国的“安全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个国际条约中,都可发现以“公共政策”为由对判决或裁决予以拒绝承认与执行。通过围绕“公共政策”条款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领域的适用研究,厘清对公共政策的概念理解与功能作用,结合国际条约及各国对公共政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实践,并对《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第七条关于公共政策条款进行评析,最后对中国在对接《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完善之策。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互惠原则新发展——以亚琛破产案为视角

本文以全国首例适用法律互惠原则承认外国破产程序案为视角,并梳理过往案例以分析中德两国适用互惠原则之法制基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适用法律互惠原则对于推动跨境破产之时代意义,从而论证法律互惠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之积极意义。

文物追索判决申请外国承认与执行的路径检视

2022年12月发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增加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具体情形,此修法建议与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间接管辖权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未来我国法院作出的民间文物跨国追索判决将有机会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促进流失文物的实质回归。对此,我国法院应当坚持依法行使对民间文物跨国追索案件的管辖权,避免外国法院在先差异判决。

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当前,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国际民商事秩序需求日盛,亟待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并以全球治理为视域考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民商事争议的全球治理对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在利益权衡、司法互信和监管功能方面均提出了要求。在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积极回应上述要求,不仅有助于融合民商事判决跨国流动中存在的特殊主义国际私法与普遍主义国际私法之立场对立,也能够指引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应构建平衡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规范体系,建立提升司法互信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确立蕴含监管功能的公共秩序规范,以此为我国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本文在对惩罚性赔偿的历史发展和性质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承认与执行，并对我国人民法院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正当程序考量

正当程序是源自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个概念。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正当程序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对司法机构的制衡、加强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控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规则方面,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很多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均有体现。同时,一些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民事诉讼示范规则也明确规定了正当程序的问题。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及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也有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定。但是,从我国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来看,存在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之间对正当程序的规定不一致、正当程序的范围过窄等问题,带来了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方面完善我国正当程序的规则。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赔偿（ｐｕｎｉ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ｏｒｖｉｎ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又称惩戒性赔偿（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ｄａｍａｇｅｓ），是指在侵权案件中，法院除了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补偿性的损失赔偿外，还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赔偿金，主要用以对...

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英美法系侵权法与合同法中的一项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执行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各国基于对判决的性质、对“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运用及一些程序性问题的不同认识 ,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作出了不同的处理。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互惠原则:困境与破解

互惠原则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取消互惠原则的条件与时机尚未成熟,但对其不当运用会导致报复主义和判决流通不畅,最终阻碍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各国逐渐对互惠原则进行限制或软化适用。我国在认定互惠关系上长期采用事实互惠方法,形成了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国际合作困局。特殊国情作用下的保守立场、立法定位模糊与条款缺失、司法惯性与协调机制匮乏,是造成我国难以推行宽松化互惠制度的深层原因。立足国内法治环境选择改进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立法层面上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内对法律规定进行修改,以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为核心定位,并补足其他程序条件设置和例外规定;司法层面上应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并辅之以逐级上报制度、裁判文书说理义务、发布指导性案例;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外事部门沟通联络制度、外国判决数据系统与国别清单制度,以保障互惠原则软化适用的顺利运行。

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

我国从1997年开始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并缔结专门的双边条约以及近几年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已成为我国在一定条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考虑尽快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并为此确认“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一事不再理”等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与此相关的条件、程序等基本规范。

外国判决在新加坡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判决可以通过两种程序在新加坡得到承认与执行。第一种是登记程序,其依据是《英联邦判决相互执行法》或者《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前者规定了在英联邦国家获得的判决在新加坡的相互执行;后者适用于给与新加坡判决在该外国的承认与执行以互惠待遇的非英联邦成员的国家。登记外国判决的程序规定在《高等法院规则第67号令》中。第二种是重新审理程序,即根据普通法,以外国判决为依据在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

试论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以我国刑法第10条为视角

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目前世界上存在四种立法模式,我国采取的是事实承认的立法态度,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发展的趋势,应该考虑尽快在刑法中设立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

再论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草案及中国的考量

海牙《民商事管辖权和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公约》的制定已近20年,各国对诸多问题的争执使公约的制定至今未能完成。公约多个草案虽将公约的适用对象定位于民事和商事关系,但又不断扩大被公约排除适用的民商事项范围,将这些事项交由其他相关公约调整,这无疑会破坏公约的完整性和全面性,增加各国加入海牙程序性公约的困难,严重影响公约的适用效力。新近的公约草案舍弃了直接管辖权的设置,不仅又一次破坏了公约的完整性,而且未能消除各国管辖权的冲突,也使公约缺失了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判断管辖权正当性的明确标准。在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的理由方面,公约草案有必要重视并修正审查管辖权正当性与判决终局性和可执行力的依据的不一致,这种不一致将导致管辖权效力和判决效力之间的不和谐。

外国法院判决在泰国的承认与执行

泰国没有专门的法令规定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没有参加任何能使判决得到互惠承认的多边公约或者双边协定。泰国最高法院第585/2461号决定强调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着重审查以下问题:国际管辖权、终局性、互惠、欺诈、自然公正、公共秩序和救济的性质。一项不能令原告满意的外国判决不能阻止原告以原先的诉因在泰国再次起诉。外国判决的终局性和不容反悔问题在泰国是不确定的。在外国法院胜诉的原告既可以以外国判决为根据在泰国提起针对被告的诉讼来执行外国判决,也可以基于最初的诉因在泰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