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的日美比较研究——通过判例和法令进行分析和比较

在频繁发生的国际间的法律问题和摩擦中,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越来越引起注目。本文通过对判例及法令的分析,对日本和美国就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进行了考察,并对如何防御外国判决的承认提出了见解和措施。

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是国家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重要法律保障,而在目前我国尚未批准加入与该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为稀缺的情况下,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互惠原则的规定较为简略,导致规范的内涵与目的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互惠关系认定标准严苛等问题。“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对国际民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在政策方面推动构建条约签订全覆盖、信息共享全面高效的“一带一路”司法合作机制,在立法方面注重体系完整与制度优化的规则设计,在司法实践方面区分不同情况来灵活处理互惠原则的适用,以促进判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流通,彰显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研究

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回归后,粤港澳三地围绕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持续开展磋商,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先后签署了一系列《安排》,但是这些《安排》在适用范围、适用顺序、公共秩序保留、审查期限、沟通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缺憾,需要继续完善,使粤港澳大湾区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早日实现完美对接。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互惠原则的适用——从宏观启示到微观建议

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统一互惠原则的适用,对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有重要意义。宏观上,结合我国互惠原则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政策分析、博弈论分析和法律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可知互惠原则适用的目标是以我国积极主动地认定互惠关系换取外国的司法合作,互惠原则适用的法律价值追求是实现互惠原则适用规范的明确统一。微观上,为贯彻落实互惠原则适用目标和法律价值追求,可围绕《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作以下调整:保留事实互惠,构建谅解或共识互惠、推定互惠、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的多元格局,为人民法院认定我国与外国存在互惠关系提供更多可能;借助统一完善的规范设计实现确定性的法律价值追求,包括阐明并拓展谅解或共识互惠、法律互惠、外交承诺推定互惠的法律内涵,确定我国与美国等多法域国家的部分地区间可认定存在互惠关系,构建高效的互惠原则案件通报制度和法院内部、内外信息互通机制,统一完善互惠原则的适用。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的“公共政策”条款

不论是法院判决还是仲裁裁决,在各国的互相承认与执行制度中,都避免不了有关“公共政策”的司法审查。公共政策是各国保护本国的“安全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各个国际条约中,都可发现以“公共政策”为由对判决或裁决予以拒绝承认与执行。通过围绕“公共政策”条款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领域的适用研究,厘清对公共政策的概念理解与功能作用,结合国际条约及各国对公共政策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司法实践,并对《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第七条关于公共政策条款进行评析,最后对中国在对接《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的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完善之策。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互惠原则新发展——以亚琛破产案为视角

本文以全国首例适用法律互惠原则承认外国破产程序案为视角,并梳理过往案例以分析中德两国适用互惠原则之法制基础,指出“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适用法律互惠原则对于推动跨境破产之时代意义,从而论证法律互惠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之积极意义。

文物追索判决申请外国承认与执行的路径检视

2022年12月发布的《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提出增加不予承认和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具体情形,此修法建议与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间接管辖权等问题上达成了基本一致。未来我国法院作出的民间文物跨国追索判决将有机会通过《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获得外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促进流失文物的实质回归。对此,我国法院应当坚持依法行使对民间文物跨国追索案件的管辖权,避免外国法院在先差异判决。

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当前,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国际民商事秩序需求日盛,亟待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利益的维护,并以全球治理为视域考察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民商事争议的全球治理对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在利益权衡、司法互信和监管功能方面均提出了要求。在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问题上积极回应上述要求,不仅有助于融合民商事判决跨国流动中存在的特殊主义国际私法与普遍主义国际私法之立场对立,也能够指引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全球治理视域下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制度的规范革新,应构建平衡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与国家利益的规范体系,建立提升司法互信制度化的规范体系,确立蕴含监管功能的公共秩序规范,以此为我国在国际民商事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制度保障。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本文在对惩罚性赔偿的历史发展和性质进行回顾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探讨了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承认与执行，并对我国人民法院处理这个问题提出了若干建议。

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正当程序考量

正当程序是源自英美法系国家的一个概念。在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与执行方面,正当程序对于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实现对司法机构的制衡、加强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控制等均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规则方面,正当程序的要求在很多国家国内立法和国际条约中均有体现。同时,一些国际组织所制定的国际民事诉讼示范规则也明确规定了正当程序的问题。我国有关司法解释及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中也有正当程序的基本规定。但是,从我国签订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的规定来看,存在各民商事司法协助条约之间对正当程序的规定不一致、正当程序的范围过窄等问题,带来了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不确定性。因此,我国需要从立法、司法等多方面完善我国正当程序的规则。

外国法院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赔偿（ｐｕｎｉ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ｏｒｖｉｎｄｉｃｔｉｖｅｄａｍａｇｅｓ），又称惩戒性赔偿（ｅｘｅｍｐｌａｒｙｄａｍａｇｅｓ），是指在侵权案件中，法院除了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补偿性的损失赔偿外，还判决侵害人向受害人支付一笔赔偿金，主要用以对...

基于互惠原则对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研究--以涉“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新加坡高尔集团案为视角

作为"一带一路"建设典型案例,2016年的高尔集团案对于新加坡和中国在判决的承认和执行领域具有积极的意义。在高尔集团案中,南京中院对互惠的认定仍秉持事实互惠的标准,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下所倡导的法律互惠推动的结果。此外,2017年6月《南宁声明》所确立的推定互惠原则进一步加强了未来我国和新加坡之间判决相互承认和执行的可能性,为两国之间的互惠关系提供了进一步的保证。在今后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中,可以同时考虑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对于互惠关系无法确立时,则可适当考虑推定互惠的适用标准。

美国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在外国的承认与执行

惩罚性损害赔偿是英美法系侵权法与合同法中的一项制度。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执行引发了诸多法律问题。各国基于对判决的性质、对“公共秩序保留”原则的运用及一些程序性问题的不同认识 ,对惩罚性损害赔偿判决作出了不同的处理。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中的互惠原则:困境与破解

互惠原则作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一项基本制度,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虽然目前世界范围内取消互惠原则的条件与时机尚未成熟,但对其不当运用会导致报复主义和判决流通不畅,最终阻碍跨国民商事交往的发展,因此各国逐渐对互惠原则进行限制或软化适用。我国在认定互惠关系上长期采用事实互惠方法,形成了判决承认与执行领域的国际合作困局。特殊国情作用下的保守立场、立法定位模糊与条款缺失、司法惯性与协调机制匮乏,是造成我国难以推行宽松化互惠制度的深层原因。立足国内法治环境选择改进互惠原则的适用方式,立法层面上应在我国民事诉讼法体系内对法律规定进行修改,以被申请人承担举证责任为核心定位,并补足其他程序条件设置和例外规定;司法层面上应出台统一的司法解释,并辅之以逐级上报制度、裁判文书说理义务、发布指导性案例;在配套机制方面,应建立外事部门沟通联络制度、外国判决数据系统与国别清单制度,以保障互惠原则软化适用的顺利运行。

刑诉法应增加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制度

我国从1997年开始与外国开展被判刑人移管合作并缔结专门的双边条约以及近几年加入《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以来,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已成为我国在一定条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修订时应考虑尽快建立承认与执行外国刑事判决的制度,并为此确认“国际条约规范优先适用”、“一事不再理”等基本原则,同时确定与此相关的条件、程序等基本规范。

外国判决在新加坡的承认与执行

外国判决可以通过两种程序在新加坡得到承认与执行。第一种是登记程序,其依据是《英联邦判决相互执行法》或者《外国判决相互执行法》。前者规定了在英联邦国家获得的判决在新加坡的相互执行;后者适用于给与新加坡判决在该外国的承认与执行以互惠待遇的非英联邦成员的国家。登记外国判决的程序规定在《高等法院规则第67号令》中。第二种是重新审理程序,即根据普通法,以外国判决为依据在新加坡法院提起诉讼。

试论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以我国刑法第10条为视角

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欧洲发展起来的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形式。关于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目前世界上存在四种立法模式,我国采取的是事实承认的立法态度,不符合国际刑事司法合作发展的趋势,应该考虑尽快在刑法中设立附条件地承认和执行外国的刑事判决制度。

外国法院判决在泰国的承认与执行

泰国没有专门的法令规定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没有参加任何能使判决得到互惠承认的多边公约或者双边协定。泰国最高法院第585/2461号决定强调在承认和执行外国判决时着重审查以下问题:国际管辖权、终局性、互惠、欺诈、自然公正、公共秩序和救济的性质。一项不能令原告满意的外国判决不能阻止原告以原先的诉因在泰国再次起诉。外国判决的终局性和不容反悔问题在泰国是不确定的。在外国法院胜诉的原告既可以以外国判决为根据在泰国提起针对被告的诉讼来执行外国判决,也可以基于最初的诉因在泰国法院重新提起诉讼。

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承认与执行的实践分歧与协调

民商事判决的国际流通在国际民商事司法合作中日益重要。两大法系损害赔偿理论分野和各国惩罚性赔偿实体制度的差异,是域外惩罚性赔偿判决获得承认与执行的主要法律障碍。实践中,对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的承认与执行存在完全拒绝、原则承认和分割承认三种不同模式。海牙国际私法会议试图通过国际公约方式加以协调,并在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和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采纳分割承认的模式。我国应对标国内惩罚性赔偿的实体规定,建立分割承认与执行外国惩罚性赔偿判决制度。

“一带一路”战略下互惠原则在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现状、困境与变革

国家间法院判决的自由流通是"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法律保障。司法实践表明,狭隘的"事实互惠"无疑将会给中国和尚未与中国缔结司法协助协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际民商事交易活动带来较大法律风险。最高人民法院遂提出针对沿线国家实施"法律互惠",以提供确定性的法律环境。然而,中国关于互惠原则的法律规定还存在立法目标模糊、证明责任承担不明确、审查过于严格、互惠例外范围较狭窄的问题。基于此,中国需要明确立法目标,确立划分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标准;确定由法院承担互惠关系的证明责任;实行个案审查,将拒绝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的判决限定在类似案件;将互惠例外范围扩展至包含外国公民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身份人身权和亲属关系的认定或解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