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反外国制裁的反垄断法思维:使命、功能与机制

反外国制裁面临的诸多挑战需要反垄断法发挥其应有作用。反垄断法的价值目标及其政策性特点决定了其应当在化解反外国制裁难题方面担负重要使命,这一使命在反垄断法、反外国制裁法以及对外贸易法上均能找到相应依据。反垄断法反外国制裁的功能主要有消解制裁提升外国企业竞争力的作用、遏制外国企业对制裁制度的恶意利用、增强我国受制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化解反外国制裁法域外适用的困境等。基于反外国制裁的政策导向,反垄断执法部门需要通过对反垄断法关于各种垄断行为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定进行合乎目的的解释和有针对性的适用,有效震慑推动制裁或者恶意利用制裁的外国企业,维护我国受制裁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应有的市场竞争力。

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反外国制裁法背景下企业数据合规研究

随着欧美国家泛化制裁,将经济制裁作为战争的替代手段打击别国经济,直接承受打击的就是被制裁国的涉外企业。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数据的跨境流动,我国企业因数据问题被制裁的风险大大提高,企业数据合规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规挑战。我国应该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加强我国阻断法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我国企业数据合规体系,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确保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牢固立足,从而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适用要件的情境分析

外国制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情境有初级制裁、非典型初级制裁以及次级制裁三种情境,产生影响的方式共有七条路径,《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不同要件在不同路径中的适用结果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追偿主体“我国公民、组织”适用于绝大部分路径,但并不适用于非典型初级制裁情境中的两条路径。索赔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味着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适当联系”对位于海外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行使管辖权,但应受到外国国家豁免的限制。阻断对象“歧视性限制措施”虽无需以行政认定为前提,但也需加强法院与外交部门的信息共享。至于“执行或协助执行”,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纳入考量范围,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正当商业理由。

反外国制裁的检察维度展开:前提逻辑与制度建构

充分挖掘反外国制裁的检察参与维度,是提升反外国制裁效能的必要举措,对于强化司法赋能高质量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但长期以来,检察机关在反外国制裁工作中的潜力尚未得到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足够重视。既有法律体系表明,以公私双轨运行为制度面孔的反外国制裁工作机制,存在主管机构职权配置不明、反制措施启动标准模糊以及私人追诉程序保障薄弱的制度瓶颈。实际上,检察机关的参与可以从规范文件对反外国制裁主体的开放性表述中获得支撑,同时检察机关可以通过监督纠正行政违法行为以及为相关实体在私人追诉程序中提供司法助力的方式,发挥实际作用。未来,一方面,检察机关应当充分促进犯罪追诉职能与法律监督职能的有机结合,立足程序衔接与业务沟通,优化反外国制裁的行刑互动机制;另一方面,检察机关应依托自身在自诉案件中积累的实践经验,为民商事主体向人民法院起诉提供有力的支持,而对于侵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外国制裁,则应适时提起民事检察公益诉讼予以反击。

《反外国制裁法》下船舶保险制裁除外条款的适用

制裁除外条款是船舶保险合同中常见的一类保险人免责条款。随着《反外国制裁法》及《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颁布,这类条款的效力受到广泛质疑,但将其一概认定为无效并不妥当。在既往司法实践中,围绕制裁除外条款的效力问题,国内外法院形成了依缔约自由原则判决有效和依潜在风险程度区别对待两种裁判立场。更可取的方式应是根据行政机关是否明令禁止承认、遵守执行以及保险人所面临的制裁风险是否具有高度盖然性审查其效力。为防止制裁除外条款因与新法抵触而被法院宣告无效,保险人可以考虑通过主张投保人未尽告知义务免责、援引不可抗力免责、将制裁情形订入合同解除条款三种替代方式规避业务中的制裁风险。

反外国制裁的路径演化与中国选择

外国制裁包含三种类型:一是外国中央与地方政府采取的制裁措施,二是由私主体实施的但可以归因于政府的歧视性限制行为,三是国际组织施加的单边制裁。中国近年来遭遇的外国制裁以美国制裁为主。美国对华制裁在性质上属于单边制裁,制裁措施主要包括旅行禁令、进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等类型,依其效力范围又可分为初级制裁和次级制裁。域外积累的反外国制裁路径主要有事前预防、国际争端解决和国内立法反制等,它们各有优缺点。面对不断加大的外国制裁压力,我国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系统工程中加快反外国制裁法治体系建设,一方面积极吸收国际经验,丰富反外国制裁路径,合理借鉴事前预防模式,善用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加快完善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提高司法反制水平和执法反制效能,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提供有力的法治保障。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规则及其法律调适和完善

美国以香港存在民主问题为由,对华实施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缺乏实在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内政的不合理干涉。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旨在用国内法律调整与外国制裁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提供立法保障。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所实施的单边制裁与美国依据其国内法而实施的涉港单边制裁有本质区别,前者有维护自身主权及友好国际关系的正当立场,符合国际法要求,后者不仅没有任何正当立场,还违反了国际法规则。我国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确立反制权利,制定反制清单及反制措施,设置法律保护屏障。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执法问题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作出了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执法机构的职能权限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执法程序有待细化、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实践进一步优化执法程序,细化法律责任规定,以保障执法工作有效开展,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与完善

《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实施的执法机制、司法机制、守法机制进行了初步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主管机构职责分工及其工作规则不明确、实施程序的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合规指导规则缺失等不足之处。欧盟实施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实践为我国思考和调整《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提供了制度经验。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健全反制裁主管机构制度安排,设置科学、严密的反制裁实施程序,并颁布反制裁合规指导性规则,从而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出台背景、内容构成及时代价值

鉴于西方某些国家及组织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频频发起对中国及其相关实体企业与个人的所谓制裁,中国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对外国的无理制裁进行更加有力的反制,以捍卫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该法的内容主要有立法目的与坚持的政策及原则、反制措施适用的情形和对象、具体反制措施、有关组织和个人履行《反外国制裁法》的义务、与反制措施相关的其他方面等。其时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及相关组织和个人利益,有利于进一步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彰显中国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及本国组织、公民正当权益的态度和能力,有利于声张国际正义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反外国制裁法》豁免机制的体系构建

《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面临着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产业利益相互冲突的困境,需要通过豁免机制进行利益衡平。豁免机制是成熟制裁与反制裁机制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健全反制裁立法体系、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该制度规定的缺失,不利于反制措施的有效实施。欧盟、美国制裁与反制裁立法中都包含了豁免机制,我国可参考其制度经验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豁免机制,明确豁免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规则。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保护与惩罚的冲突对立,实现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反外国制裁法:立法、执法及效力——以移民制裁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接受中国全面快速发展的现实,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操纵的需要,根据本国法律,时常任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是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的。这部法律为我国有效实施反制裁行动明确了主体职责,提供了具体措施,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重要依靠。

《反外国制裁法》背景下反美国金融制裁措施研究

国家间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依托于国际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两部分:国际金融法框架中存在的“帝国秩序”,以及金融制裁作为政策工具不违反国际法。美国利用自身在该国际法框架中的优势地位,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对华采取金融制裁。现阶段美国对华制裁基本可以排除“脱钩”的可能性,以单点制裁为主,这为我国采取反制措施提供了基本坐标系,而《反外国制裁法》则奠定了我国以立法为中心的多元反制裁格局。以《反外国制裁法》为依据,我国可对特定外国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阻断次级制裁。依据国内法采取的行动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亦依托于国际法律框架。具体而言,一是采取有效行动变革国际金融法框架中的“帝国秩序”,二是从国际造法和国际司法两个角度采取针对不法金融制裁行为的反制措施。

检察机关参与:反外国制裁工作的另一种进路

中国的阻断立法相较欧盟起步较晚,目前的反外国制裁工作机制及相关立法尚不成体系,一方面缺乏阻断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的衔接配合,影响了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司法机关参与反外国制裁工作的作用发挥,另一方面缺乏包括以检察机关为代表的司法系统在内的各国家机关之间的协调,制约了反外国制裁的工作质效。在现有机制的运作上,反外国制裁受保护主体还面临着极大压力,尤其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探索检察机关在支持反制裁机制中的工作进路既必要又可行。立法可以进一步明确司法系统在反制裁工作机制中的作用,检察机关可以主动调整民事检察公益诉讼和民事支持起诉的适用范围,还可以借由国外的“法庭之友”制度在法庭上为受保护主体提供帮助。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问题研究——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4条为中心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的实施需要考虑域外适用问题.对外经济制裁法的域外适用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家利益维护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实现经济制裁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共同要求.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层面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模式应限于典型初级制裁和“非典型初级制裁”,不宜直接采用次级制裁模式.在典型初级制裁与“非典型初级制裁”模式下,域外适用主要应依赖国际法中传统管辖依据的适用,妥当考虑属物管辖原则、效果原则等特殊管辖依据的适用可能及限制.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的实施,应建立宽严相济的“原则+例外”实施路径.原则方面,应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机制,建立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保证实施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例外方面,可以引入个案控制机制、行政和解制度、适用豁免制度、权利救济机制,保证实施的灵活性.这一路径有助于在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中调和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实现经济制裁的最大目标收益.

《反外国制裁法》视角下美国金融制裁的突出表现与应对策略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然而,受经济下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华金融制裁逐渐频繁,致使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在此过程中,美国借由金融制裁手段,不断通过金融制裁法案、高新技术企业贸易限制等方式,干涉中国经济发展。针对于此,应持续优化《反外国制裁法》,成立专业反制裁机构;落实对外贸易合作平衡点,加强信息共享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加快数字人民币研制进程,以进一步强化金融制裁应对能力。

论《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之路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202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该法目前未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采取反制措施和禁止执行外国经济制裁措施两个方面,其中反制措施是制裁的特殊形式,对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实施、国与国之间关系及经济主体等产生实质影响,属《基本法》规定的外交事务,特别行政区无立法权,但可将该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中,由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特点立法实施;该法中的阻断条款均不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外交行为,特别行政区可直接立法。

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法律规制--兼评《反外国制裁法》

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盛行,预示着当前的多边体制、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规则已经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国家间政治、贸易和经济冲突。现有国际法并没有为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提供明确的合法性依据和认定标准。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积极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发展,应确立单边经济制裁的国际共识,明确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合法实体和程序标准,通过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来实现高效的全球治理。此外,中国还需要密切关注《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参考有关反措施的合法性标准,及时出台配套行政规章和实践指引,完善中国企业豁免机制和追偿机制,建立中国的反制措施体系。同时,中国的司法机关要形成体系化统一化的国内法域外适用判定标准,为《反外国制裁法》的实践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