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法对国际商事仲裁的介入限度——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为中心

《反外国制裁法》第12条和《阻断办法》第9条初步搭建了我国反制裁追偿诉讼制度,但前者规定更加宽泛,赋予我国当事人针对根据外国歧视性限制措施作出的仲裁裁决提起反制裁追偿诉讼的权利,会与国际商事仲裁制度产生多方面冲突。为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应将反制裁追偿诉讼中司法对仲裁的介入控制在合理且必要的限度内,以在增强涉外法律斗争能力和支持商事仲裁制度营造良好涉外法治环境之间保持平衡。总体上,人民法院应审慎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优先利用《纽约公约》公共政策保留和互惠原则阻断外国单边经济制裁的域外适用和相关仲裁裁决的效力;特定场景下,适用追偿诉讼条款作为兜底性的司法救济渠道。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适用研究

追偿诉讼是一国阻断法的私人实施路径,其主要功能在于阻却外国法律及相关判决的域外适用,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的性质、目的和功能上判断,该条规定属于阻断性质的追偿诉讼条款。在借鉴域外阻断立法追偿诉讼条款适用经验的基础上,我国应在谦抑性原则的理念下对《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规定的“我国公民、组织”“任何组织和个人”“歧视性限制措施”等用语进行谨慎的界定,同时应积极制定后续实施细则,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保障条款,以明确第十二条追偿诉讼条款的请求权基础、管辖权依据、判决的执行途径等适用过程中的具体问题,从而保障《反外国制裁法》追偿诉讼条款的真正实施。

反外国制裁法背景下企业数据合规研究

随着欧美国家泛化制裁,将经济制裁作为战争的替代手段打击别国经济,直接承受打击的就是被制裁国的涉外企业。而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和数据的跨境流动,我国企业因数据问题被制裁的风险大大提高,企业数据合规领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合规挑战。我国应该从国家和企业两个角度出发,加强我国阻断法体系建设,不断完善我国企业数据合规体系,才能更好地把握机遇,确保企业在全球化发展中牢固立足,从而维护我国经济安全。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法律问题与完善

《反外国制裁法》为我国应对外国制裁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其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实施的执法机制、司法机制、守法机制进行了初步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主管机构职责分工及其工作规则不明确、实施程序的正当性和可操作性相对较弱、合规指导规则缺失等不足之处。欧盟实施制裁与反制裁措施的实践为我国思考和调整《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机制提供了制度经验。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健全反制裁主管机构制度安排,设置科学、严密的反制裁实施程序,并颁布反制裁合规指导性规则,从而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的执法问题

《反外国制裁法》的有效运行离不开科学、完备的配套实施制度,行政执法是法律实施的关键环节。《反外国制裁法》文本对执法主体、执法程序和执法方式作出了规定,但从实施层面看,仍存在执法机构的职能权限和工作程序不清晰、执法程序有待细化、具体法律责任内容不明确等问题,影响《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为切实发挥《反外国制裁法》的对外斗争功能,应建立切实有效的反外国制裁工作协调机制,根据实践进一步优化执法程序,细化法律责任规定,以保障执法工作有效开展,更好地回应我国当前反制裁、反干涉和反长臂管辖的战略需求。

《反外国制裁法》豁免机制的体系构建

《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面临着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产业利益相互冲突的困境,需要通过豁免机制进行利益衡平。豁免机制是成熟制裁与反制裁机制中的固定组成部分,在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健全反制裁立法体系、实现多重政策目标中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反外国制裁法》中该制度规定的缺失,不利于反制措施的有效实施。欧盟、美国制裁与反制裁立法中都包含了豁免机制,我国可参考其制度经验作出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建立、健全具有可操作性的豁免机制,明确豁免的标准、范围和程序规则。如此,才能有效缓解《反外国制裁法》实施中保护与惩罚的冲突对立,实现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问题研究——以《反外国制裁法》第14条为中心

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的实施需要考虑域外适用问题.对外经济制裁法的域外适用是经济全球化发展与国家利益维护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实现经济制裁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共同要求.从合法性与合理性两个层面来看,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模式应限于典型初级制裁和“非典型初级制裁”,不宜直接采用次级制裁模式.在典型初级制裁与“非典型初级制裁”模式下,域外适用主要应依赖国际法中传统管辖依据的适用,妥当考虑属物管辖原则、效果原则等特殊管辖依据的适用可能及限制.中国对外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的实施,应建立宽严相济的“原则+例外”实施路径.原则方面,应设置严格的法律责任机制,建立严格的合法性审查机制,保证实施的有效性和正当性;例外方面,可以引入个案控制机制、行政和解制度、适用豁免制度、权利救济机制,保证实施的灵活性.这一路径有助于在经济制裁法域外适用中调和政治与经济利益冲突,实现经济制裁的最大目标收益.

论《反外国制裁法》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之路径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粗暴干涉他国内政,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进行经济制裁。2021年6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反外国制裁法》,但该法目前未在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该法所设定的权利和义务主要是采取反制措施和禁止执行外国经济制裁措施两个方面,其中反制措施是制裁的特殊形式,对国家整体外交政策的实施、国与国之间关系及经济主体等产生实质影响,属《基本法》规定的外交事务,特别行政区无立法权,但可将该法纳入《基本法》附件三中,由特别行政区根据本地特点立法实施;该法中的阻断条款均不直接影响国与国之间关系,不属于《基本法》规定的外交行为,特别行政区可直接立法。

论《反外国制裁法》对行政驱逐出境的影响

2021年6月10通过的《反外国制裁法》是我国第一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的法律。该法第六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对被列入反制清单的个人实施驱逐出境,因为该决定由行政部门作出,所以此处的驱逐出境具体属于行政驱逐出境。这一规定对原有行政驱逐出境的适用情形,适用对象,法律救济,决定机关以及暂停、变更或取消程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为提高其可执行性,可以针对依据《反外国制裁法》做出的行政驱逐出境决定出台有关实施细则,针对其执行费用、决定机关与执行机关的选择、增设听证程序、暂停执行期间是否限制外国人活动范围等方面做出详细规定。

我国《反外国制裁法》的适用规则及其法律调适和完善

美国以香港存在民主问题为由,对华实施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缺乏实在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这是美国对中国香港内政的不合理干涉。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旨在用国内法律调整与外国制裁相关的国际法问题,为维护国家利益和公民权益提供立法保障。我国《反外国制裁法》所实施的单边制裁与美国依据其国内法而实施的涉港单边制裁有本质区别,前者有维护自身主权及友好国际关系的正当立场,符合国际法要求,后者不仅没有任何正当立场,还违反了国际法规则。我国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确立反制权利,制定反制清单及反制措施,设置法律保护屏障。

《反外国制裁法》:出台背景、内容构成及时代价值

鉴于西方某些国家及组织违背国际法基本原则,粗暴干涉中国内政,频频发起对中国及其相关实体企业与个人的所谓制裁,中国制定了《反外国制裁法》,从国家立法的高度,对外国的无理制裁进行更加有力的反制,以捍卫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该法的内容主要有立法目的与坚持的政策及原则、反制措施适用的情形和对象、具体反制措施、有关组织和个人履行《反外国制裁法》的义务、与反制措施相关的其他方面等。其时代价值体现在:有利于维护中国国家及相关组织和个人利益,有利于进一步树立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彰显中国利用国际法维护国家及本国组织、公民正当权益的态度和能力,有利于声张国际正义及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维护自己的正当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反外国制裁法:立法、执法及效力——以移民制裁为视角

近年来,一些西方国家不愿接受中国全面快速发展的现实,出于意识形态偏见和政治操纵的需要,根据本国法律,时常任意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国家机关、组织和个人实施制裁。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是有其迫切性、必要性和正当性基础的。这部法律为我国有效实施反制裁行动明确了主体职责,提供了具体措施,是切实维护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和国家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的重要依靠。

《反外国制裁法》背景下反美国金融制裁措施研究

国家间的金融制裁与反制裁依托于国际法律框架。这一框架包括两部分:国际金融法框架中存在的“帝国秩序”,以及金融制裁作为政策工具不违反国际法。美国利用自身在该国际法框架中的优势地位,以其国内法为依据对华采取金融制裁。现阶段美国对华制裁基本可以排除“脱钩”的可能性,以单点制裁为主,这为我国采取反制措施提供了基本坐标系,而《反外国制裁法》则奠定了我国以立法为中心的多元反制裁格局。以《反外国制裁法》为依据,我国可对特定外国个人和实体进行制裁、阻断次级制裁。依据国内法采取的行动能否产生良好的效果亦依托于国际法律框架。具体而言,一是采取有效行动变革国际金融法框架中的“帝国秩序”,二是从国际造法和国际司法两个角度采取针对不法金融制裁行为的反制措施。

《反外国制裁法》视角下美国金融制裁的突出表现与应对策略

近年来,中美经贸关系取得巨大发展。然而,受经济下行、新冠疫情等因素影响,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华金融制裁逐渐频繁,致使两国贸易摩擦不断升温。在此过程中,美国借由金融制裁手段,不断通过金融制裁法案、高新技术企业贸易限制等方式,干涉中国经济发展。针对于此,应持续优化《反外国制裁法》,成立专业反制裁机构;落实对外贸易合作平衡点,加强信息共享程度;提升人民币国际化水平,加快数字人民币研制进程,以进一步强化金融制裁应对能力。

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法律规制--兼评《反外国制裁法》

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盛行,预示着当前的多边体制、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和国际规则已经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国家间政治、贸易和经济冲突。现有国际法并没有为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提供明确的合法性依据和认定标准。最根本的解决办法是积极推动相关国际规则的发展,应确立单边经济制裁的国际共识,明确单边经济制裁和反制裁的合法实体和程序标准,通过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的变革来实现高效的全球治理。此外,中国还需要密切关注《反外国制裁法》的实施效果,参考有关反措施的合法性标准,及时出台配套行政规章和实践指引,完善中国企业豁免机制和追偿机制,建立中国的反制措施体系。同时,中国的司法机关要形成体系化统一化的国内法域外适用判定标准,为《反外国制裁法》的实践提供必要的司法救济。

关于我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研究

现中国反外国制裁立法体系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组成。虽然多个法案的颁布在立法层面对外国的单边经济制裁进行了有力的反制,但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并不完备,存在部分领域的立法缺失、无具体执法程序、法院司法实践经验不足等问题。各法律部门应该循序渐进地从立法、执法、司法各维度构建一个合理又完善的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律体系。

《反外国制裁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2021年6月1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反外国制裁法》,引发了学界和实务界的热烈讨论。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性反对外国制裁的国家层面的综合性法律。该法虽篇幅短小,但内容丰富,除了阐明立法的依据、重申我国的基本外交政策和原则立场之外,还规定了反制措施适用的情形、反制措施适用的对象、反制措施的类型、相关组织和个人的义务、不执行反制措施的法律后果、反制工作协调机制的建立等。然而,该法的大多数条文都是宽泛的原则性规定,可操作性不强,今后还需要通过颁布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的方式细化内部条款的内容,并在具体应用过程中协调好本法与其他法律法规之间的关系。

《反外国制裁法》的完善建议及实施中的注意事项

《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在我国利用法律手段反制外国干涉、制裁和长臂管辖的战略中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反外国制裁法》的出台背景,发现法律的出台有其紧迫性和合理性;通过比较《反外国制裁法》和《出口管制法》《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等法律法规,梳理了我国反制裁法律法规体系的发展历程。《反外国制裁法》在实施细则、法律用语、增加条款等方面有完善的余地。在实施过程中,要注意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急用先行和全面布局相结合、被动反制和主动出击相结合、基本法和配套制度相结合、行政性和司法性相结合。

《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适用要件的情境分析

外国制裁对中国产生影响的情境有初级制裁、非典型初级制裁以及次级制裁三种情境,产生影响的方式共有七条路径,《反外国制裁法》第十二条不同要件在不同路径中的适用结果也不尽相同。具体而言,追偿主体“我国公民、组织”适用于绝大部分路径,但并不适用于非典型初级制裁情境中的两条路径。索赔对象“任何组织和个人”意味着中国法院可以通过《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中的“适当联系”对位于海外的外国组织和个人行使管辖权,但应受到外国国家豁免的限制。阻断对象“歧视性限制措施”虽无需以行政认定为前提,但也需加强法院与外交部门的信息共享。至于“执行或协助执行”,应当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纳入考量范围,重点考察行为人是否存在正当商业理由。

抵制与反制:反外国制裁法境外实体的法律适用——以“新疆棉事件”的法治破局为例

作为境外实体,瑞士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etter Cotton Initiative,BCI)对良好棉花的认证程序与认证标准包含诸多主观因素,所谓“调查工作组”的人员构成足以证明其关于“新疆棉”的结论具有明显的政治干预色彩。BCI对“新疆棉”的抵制行为已构成歧视性限制措施,旨在补充美国对华制裁广度和深度,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对华“贸易战”。BCI属于国际非政府组织,不具备国际法主体资格,从而游离于国际法规则的管制之外。但其抵制行为已构成对《反外国制裁法》第4条和第15条的违反,从而适用于该法规范的外国行为予以调整。相关部门可依据该法及相关法律,将BCI列入反制清单、不可靠实体清单,并采取相应的法律制裁。我国受损企业或个人亦可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