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背景下外国文学译介传播图景勾勒——评《外国文学译介与现代文体发生》

“译介”可称为翻译、介绍,即以本土文字对外来文化进行翻译传播。自世界各国有来往时,译介就存于双方互动交流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对了解世界的兴趣更加浓厚,迫切需要了解外部世界的窗口。外国文学的译介工作逐渐兴起,通过文学翻译将海外的文化历史传播至国内,逐步消弭国内外跨文化交流壁垒。随着社会的发展,外国文学译介传播领域也面临新的变化。

社会意识形态与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以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的三个译本为例

本研究通过描述外国文学中译本在转换策略上的特点,客观分析了外国文学译介过程中本土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转换策略的影响,从而深入探讨了译入语民族文化语境与外国文学译介的关系,有效认识了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不同民族文化意识形态的冲撞与和谐。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我国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三个外国文学中译本中包含意识形态的语言内容在转换行为上的特征,得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结论:1)本土社会意识形态对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宏观文化价值取向具有重要影响作用;2)意识形态的内在结构对译介转换的“改写”程度及“改写”方式具有重要影响作用。此项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社会文化语境对外国文学译介的影响与作用,同时也通过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有效认识文学系统背后的社会文化及其意识形态结构。

张闻天:我国外国文论、外国文学译介的先驱者

张闻天不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杰出的中共领导人,而且是我国早期重要的外国文论、外国文学译介者。他最早译介托尔斯泰、歌德、邓南遮,较早译介王尔德、泰戈尔、波德莱尔、拜伦、纪伯伦。其译介生涯由"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1921年4月-1922年9月)和美国伯克利留学时期(1923年2-10月)构成。因此,作为学者的张闻天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及文化建设、中外文学交流作出了卓越贡献。

“亭子间”里隐藏的“信息密码”——周立波20世纪30年代外国文学译介活动的社会学考察

周立波是现代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影响的外国文学翻译家。本文认为,置身于上海"亭子间"的周立波,能以外国文学译介名世,既因为他拥有翻译外国文学的外语能力,更是为了谋生的需要,从而在社会学的视野中重新解读了周立波从事外国文学译介的缘由和动机。

抗战时期昆明的外国文学译介研究

云南昆明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主要的文化区域中心之一,出现了以西南联大等高校为中心的外国文学译介主体。当时的外国文学译介既体现出时代主题,又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对当时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使这一区域的外国文学译介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区域而具有独特的特征。

基于不同译本的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研究外国文学译介的转换策略

文章主要是针对不同译本的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进行外国文学译介的转换策略的研究。通过对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不同译入语语境和外国文学译介之间的关系，仔细的研究了外国文学在译介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民族文化意识。不仅有助于认识外国文学译介中所体现的社会意识形态，还通过对不同时期外国文学译介转换策略的内在特点对宏观文化价值取向进行了解。

论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语境中的嬗变

十七年俄苏文学译介 ,经历了一个由“一边倒”的盲目译介到焦虑、反思 ,再到立足于民族国家话语的过程 ;十七年欧美文学译介是在意识形态对立冲突语境中进行的 ,重点译介其传统文学而现当代西方文学基本被排拒 ;十七年主要是从政治文化而非文学角度译介亚非拉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民族国家和文学三重话语所构成的复杂语境 ,决定了外国文学译介在十七年的嬗变与特征。

延安时期外国文学译介策略及话语选择

20世纪以来外国文学译介对中国文学的发生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此同时也开始了传播与接受过程中的中国化进程。如果说,"五四"时期的文学译介带有更多的思想启蒙的色彩,那么1930年代则以广泛地译介马列文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而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抗战时期的文学译介一方面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影响而凸显出了抗战的时代特性.

接受途径、译介策略与文化价值倾向——论茅盾对外国文学的选择与中国文学建构

茅盾是集作家、理论家与翻译家于一身的中国新文学重要代表之一。其从1917年开始的外国文学译介实践对中外文学关系史和翻译文学史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以译介开启一生的文学活动,翻译是其个人文学实践的重要一翼;他的翻译实践展现了其开阔的世界文学视野,极大丰富了新文学建设的外来资源;他侧重俄苏文学和弱小民族文学译介,体现了鲜明的价值取向和本土文学建构策略。不过,茅盾的这些翻译活动都是通过其掌握的唯一外语,即英语而展开,英语中介既助力茅盾扩大世界文学视野,成为其大量译介外国文学的桥梁,也使他的译介带有英语世界的种种印迹,包括对象选择和语言表达,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茅盾译介活动的展开方式及其文化效果,因此也构成其译介实践的另一重要特点。

《小说月报》的“国故”研究与新文学刊物的重心转移

本文以《小说月报》在1921至1923年间有关“国故”话题的讨论与酝酿,以及体现《小说月报》“整理国故”集中成果的1927年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为考察对象,通过对这份杂志上一度呈现出的“国故”色彩的辨析,试图呈现出这一新文学重要刊物上关注未够的有关“中国文学研究”的重要方面,并由此透视新文学刊物在屡被言及的新文学创作与外国文学译介两方面成绩之外的话题转移,并牵涉出“五四”文化语境流变的复杂背景。

晚清冒险小说(1898—1911)篇目整理、发现及刊行情况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晚清冒险小说译本的研究比较深入,但疏于篇目整理。日本汉学家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冒险小说33篇、国内学者陈大康《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分别收入28篇、59篇。仔细对勘“樽版”和“陈版”中的现有篇目,删除其中重叠、无效数据并加以整理发现:晚清冒险小说应为59篇,其中译作50篇、创作9篇;原著国别主要为英国;译作及创作刊行主要集中于1905—1909年间;刊行机构主要在上海。从晚清期刊广告、译者或译作的序跋或晚清时人的评论可知,出于救亡启蒙、强国保种的需要,晚清对冒险小说的接受与评价旨在以冒险精神形塑“少年”,改造国民奴性,激发国民的勇武气概,推动社会进步。

《喧哗与骚动》李文俊译本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

《喧哗与骚动》不仅是福克纳而且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作,该作品的李文俊译本是我国外国文学作品译介的成功典范。李文俊翻译福克纳作品的历程与我国福克纳研究的发展历程高度契合。从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涵盖的传播者、传播内容、传播媒介、传播受众和传播效果五个方面来看,李文俊译本的翻译者具有多重身份,在翻译作品时兼顾时代语境与读者接受因素,并借助纸质媒介与出版社的力量对接受群体产生了深刻影响,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在某种意义上,李文俊译本已经成为《喧哗与骚动》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经典。

王伟致辞

刚刚听好几位专家学者提及郑先生当年参与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是他们进入外国文学译介、研究领域的引路之作。突然想起,我知道郑先生的大名,应该也就是经由这套书。那时刚刚进入80年代,我还是个高中生,参加市青年宫开办的诗歌讲习班,王小龙老师说要给我们讲艾略特的《荒原》,让我们去买收入这首长诗的这套书第一册(当年也就出了这一册上下两本)。我囫囵吞枣地学习了《荒野》——至今也没弄明白,也记得了郑克鲁和梅特林克《青鸟》。后几年,出于完整收集一套书的癖好,我又陆续买了后几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