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的时政罹难:1966—1976年

回顾新中国初期"十七年"的外国文艺作品译介活动,以上海为重镇的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出版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果;而在1966—1976年间,外国文艺作品译介和阅读活动被迫中辍,文人学者们也在此期间留有难以磨灭的外国文艺图书的禁锢回忆。

延安时期党领导的外国文艺活动简论

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艺术的成长 ,既有对本民族文学艺术的优秀传统的继承 ,也有对其他民族的文学艺术精华的借鉴和吸收。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有关外国的文艺活动 ,包括文化交流、纪念活动、戏剧演出和翻译出版等等 ,这些活动的开展 ,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繁荣和发展 。

沙可夫,几乎被遗忘的我国杰出的外国文艺理论翻译家

沙可夫是我国无产阶级文艺事业的卓越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艺术教育的开拓者。他学贯中西,才华横溢,是卓越的戏剧家、翻译家。他在涉及小说、诗歌、戏剧、童话评论及艺术人才培养的外国文艺理论翻译方面,尤其是苏联马列文论翻译方面,硕果累累。它们对我国文艺理论学科及马列文论学科的早期出现和文艺学的最终建立具有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沙可夫的成就使他成为我国杰出的外国文艺理论翻译家。而今天他几乎已被我国翻译界、文艺理论界及比较文学界遗忘,这是令人遗憾的。本文旨在弥补这一遗憾,期望引起我国相关学界的高度重视。

他山之石:60年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及影响

对于外国文艺理论的译介,构成了中国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资源,60年来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外文学理论著作的翻译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的翻译受到政治理性的指引,80年代的翻译活动是在启蒙理性的统领下进行的,而90年代末开始的新世纪的翻译工作则是受学术理性的驱动。这些外国文艺理论资源对于当代中国文艺理论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世界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知识地理建构——以《外国文艺》为中心的考察

世界文学是讨论中国文学时绕不开的语境,中国文学存在于其中并具有世界维度。以《外国文艺》为载体的世界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巨大,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文学维度,对中国作家与读者对西方观念的接受与再现,以及将中国经验与世界想象进行并联,以文学创作、生产、传播为途径,在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中彰显自身价值的观念与实践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建国以来外国文艺理论译介及其影响

本文以时间顺序为经,以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人物为纬,对新中国成立后外国文论译介情况及对中国文学理论的建构产生的深刻影响进行回顾和展望。如果说50年代的翻译受到政治理性的指引,80年代的翻译活动是在启蒙理性的统领下进行的,90年代末开始的新世纪的翻译工作则是受学术理性的驱动。这些外国文艺理论资源,形塑了当代中国文论界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话语系统和批评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正确借鉴彼时彼地的文艺——学习毛泽东关于批判地借鉴外国文艺的思想

对优秀的外国文艺批判地吸收和借鉴的思想,是毛泽东文艺思想中关于批判地继承优秀文艺遗产理论的重要方面。早在四十多年前抗日战争的艰苦年代,面临“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描绘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壮丽前景,发出了“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的伟大号召,并且指出这个新中国,不仅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而且“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同上)。为了建设这种崭新的文化(包括文艺)。

《文艺理论研究》的外国文论研究三十年

《文艺理论研究》是国内文论研究领域内有着核心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自1980年创刊以来,始终秉持接受外国文论及其研究作为中国文论重要理论参照的主旨。在三十多年的办刊过程中,较早就确立与国际学术研究接轨的目标,经历了从初期翻译外国文论经典作品(开设"外国文艺理论译丛"专栏)到大量刊发国内学者的外国文论研究论文(开设"西方文论研究"专栏)再到近年以原文发表国外学者的文论作品的历程。经过对办刊三十多年中所发表的外国文论及其研究作品的统计调查,笔者认为其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提供了建设性的理论指导。一方面,大量优秀的外国文论及其研究经典经由该刊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引起了早期国内学习与接受外国文论的热潮。那些最新的国外文论术语与观点成为热点,引起了学术争鸣,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并深化了国内学界对外国最经典乃至最前沿的文论的研究;另一方面,刊物也证实了国内学者在消化吸收外国文论并将其深入贯彻到中国文艺理论的研究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刊物为中国当代文论研究树立了标杆,办刊的三十年恰好也是中国开放改革与走向世界的三十年,它实现了与国际文艺理论研究的对接,推动了中国本土文艺理论的建设,为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建构付出了努力。

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暗线”——以《外国文艺》杂志的苏联文学译介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是继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文学翻译与出版的又一高潮,同时期翻译规模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只有美国文学和日本文学。虽有译介潮与大量译者,但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史的叙述中,以“现代主义”的接受为标准的论述仍然占据中心位置①。

那些来过中国的外国文艺大咖们

从1840年的"洋务运动"开始至今,在强劲的西风吹拂下所卷起的东方尘嚣,就一直未曾停歇过。对此,赞同也好,抗拒也罢,还有不偏不倚的冷静旁观派等等,都会不自觉地将这西方神明或妖孽所播散下的种种规则,纳入到自己的比对系统中来。1715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像一个切口,将西式绘画的点滴面貌黏附在一个洋人身上,并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宫廷贵胄们的面前。百闻不如一见的示范效应,让郎世宁成为中西艺术交流史上最早、最亮的那颗星。此后,

1960年上海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美文艺作品的回顾与考察

本文以1960年上海批判十八、十九世纪欧美文艺作品的活动为中心,检视新中国对于外国文艺的接受与本土文艺的生产。本文将“十七年”时期外国文艺作品在本土的接受与再生视为社会主义文艺生态系统的构成分子;将外国文艺作品译本及其衍生品视为社会主义文化范畴内构成差异、反抗僵化的文艺范式的一种象征。那些难以捕捉的、有待达成的理想文艺形态,那些抽象矛盾的、变幻莫测的话语运作机制,或可由此渐次浮出水面。

鲁迅早期译介外国文学与“立人”思想的启蒙(摘要)

“鲁迅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课题,涉及的范围非常广阔。本文只能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并找出一个贯串性的思想轴心:从他开始介绍‘摩罗派’的‘为‘立人”作为第一时期;‘五四’前后受俄罗斯‘为人生派’的影响,‘为’救人”作为第二时期:二十年代末叶到三十年代中期介绍外国文学,‘为‘新人”作为一贯串的线索”.

简析毛泽东“洋为中用”的文艺思想

“洋为中国”的文艺观点,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就这一文艺观点,作一些尝试性的探讨。一科学分析外国文艺,吸收我们实际需要的东西,毛泽东把它概括为“洋为中用”。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我们要“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相互吸收和相互发展的关系。

新时期陕西喜剧创作面面观

(一)一股惹眼的文潮如果我们站在整个文艺创作(而不是某一个艺术门类的创作)的高度来审视陕西新时期十年的文学艺术,便会发现一个十分惹眼的现象,即在艺术的各个门类中,喜剧性作品的比重都在日益增长,以致组成了一个蔚为壮观的陕西喜剧世界,构成了一股令人瞩目的文潮。陕西的这股文潮兴起决非偶然。新时期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文艺的娱乐功能的逐渐恢复,使以轻松性和娱乐性为特征的喜剧得以一展身姿。动乱年代的人妖颠倒和变革时期的新旧撞击,为艺术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喜剧素材。

“资深翻译家”汤永宽勤恳翻译数十载

"曾获得中国翻译家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称号的汤永宽,在外国文学翻译、研究、出版行业中辛勤工作数十载,孜孜不倦向中国读者译介了大量优秀的外国文学作品,为改革开放后中国文学的进步与繁荣尽了自己的一份心力。

茅盾与梅特林克

中国现代作家大都和外国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茅盾是和外国文学关系特别密切的大作家之一。茅盾是从翻译外国文学作品、评介外国文艺思潮和传播世界文坛信息开始文学活动的,在稍后进行的文学创作中,又深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外国文学的影响就没有茅盾。在考察茅盾和外国文学的关系时,人们常常注目于他和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左拉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家的联系,却往往忽视这位中国现实主义大师和比利时象征主义戏剧泰斗梅特林克之间的不解之缘。本文试就茅盾早期对梅特林克的翻译评介以及梅特林克对茅盾文学思想与创作的影响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以求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渊源关系。

兰州举办现代文学第二期暑假讲习班

西北民族学院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第二期暑假讲习班,于一九八五年八月一日至卅一日在兰举行。参加讲习班的学员共有一百七十八人,来自全国二十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六个民族。

茅盾文学思想研究的新成果——读《论茅盾的早期文学思想》

茅盾对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贡献是巨大的,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小说、散文创作上取得卓越的成就,而且也在文学理论、评论上作出了重大建树。正如周扬同志所说,茅盾是“五四以来第一个卓有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事实上,比起茅盾创作研究来,对他的文学思想的研究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而在茅盾的文学思想中,尤以他早期的文学思想最为丰富、复杂,也最有特色,研究的难度也最大。杨健民同志的《论茅盾的早期文学思想》

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外文学关系略论

文章认为:“传统文学和外国文学作为现代文学‘流’的两个方面,确实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和丰富起过积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的作用,现代文学扎根于现代社会生活土壤,从上述两方面吸取营养,在时代风云中发展成长”。“就整体而言,现代文学这两个方面的‘流’自始至终都不曾断绝过”,但是,“在对待外来影响和民族传统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