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中互惠原则的适用——从宏观启示到微观建议

在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领域,统一互惠原则的适用,对服务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工作有重要意义。宏观上,结合我国互惠原则适用的立法和司法实践,采取政策分析、博弈论分析和法律价值分析的研究方法,可知互惠原则适用的目标是以我国积极主动地认定互惠关系换取外国的司法合作,互惠原则适用的法律价值追求是实现互惠原则适用规范的明确统一。微观上,为贯彻落实互惠原则适用目标和法律价值追求,可围绕《全国法院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座谈会会议纪要》作以下调整:保留事实互惠,构建谅解或共识互惠、推定互惠、事实互惠和法律互惠的多元格局,为人民法院认定我国与外国存在互惠关系提供更多可能;借助统一完善的规范设计实现确定性的法律价值追求,包括阐明并拓展谅解或共识互惠、法律互惠、外交承诺推定互惠的法律内涵,确定我国与美国等多法域国家的部分地区间可认定存在互惠关系,构建高效的互惠原则案件通报制度和法院内部、内外信息互通机制,统一完善互惠原则的适用。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

本公约缔约方,希望通过司法合作,全面提升司法救济的有效性,促进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和投资,以及人员流动;相信通过在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制定一套统一的核心规则,能够加强此种合作,从而促进判决的有效承认和执行;确认加强此种司法合作,特别需要一项国际法律机制,使外国判决的全球流通更具有可预见性和确定性,并与2005年6月30日所订立的《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相互补充;兹决定缔结本公约.

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条件的立法模式

在国际民事司法合作中,作为国家司法主权表现形式的外国法院判决只有在被承认之后才获得域内效力。期间,国家法院或者有关机关承认外国判决时所依据的即是所谓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条件。一般情况下,这些条件包括互惠关系(保障)、审判管辖权、不违反公共秩序、不存在无矛盾判决、以及符合程序正义等条件。对于这些条件而言,有"积极条件"(承认前提条件)和"消极条件"(承认阻碍条件)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因为或这样那样的原因选择不同的立法模式。本文将从承认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法律理论出发,分析和比较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立法模式,最终明确"消极条件"这一立法模式更加符合国际经济一体化的需要和国际民事诉讼法发展的趋势。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中反垄断条款研究

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以下简称《海牙判决公约》)的谈判过程中,反垄断事项在公约界限内外反复徘徊,其背后是各国对反垄断判决所可能涉及的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考量。最终,《海牙判决公约》在各方妥协下原则上排除反垄断事项,仅对行为、效果均发生在原审国的核心卡特尔判决予以例外适用。《海牙判决公约》将在各国立法中差异较小且一般认为本身违法的核心卡特尔判决作为例外予以适用,虽然要求该类判决必须行为地、效果地及法院地三地合一.

“一带一路”倡议与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及执行制度的完善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项目的逐步推进,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响应中国号召,积极迎接这一发展新机遇。中国欲进一步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互联互通,应不断推进司法制度改革,改善营商环境。构建科学公正的司法体制是改善中国营商环境的重要途径,对外投融资以及引进外资都需要完备的外国民商事判决与执行制度。目前,中国尚未统一法院管辖权标准,未明确规定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程序与期限,还存在互惠标准模糊等一系列问题。本文针对这些问题逐一提出解决方案,以期为中国司法体制的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双边条约视野下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研究

双边条约是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重要合作依据。目前与中国签订双边条约的国家数量较少,且中国法院依据双边条约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其根源在于已签订的双边条约内容较为原则,缺乏统一性和可操作性。进一步明确外国民商事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适用范围,将判决确定性的标准和审查依据具体化,通过"白色清单"、专属管辖权排除来确定间接管辖权标准,将外在欺诈作为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抗辩条件,细化正当程序规定,对中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具有深远影响。

论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范围和限制——2019年《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适用范围评析

2019年7月2日通过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诞生的第一部全球性的多边的外国民商事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的国际公约。它被国际社会称为国际司法制度的"规则改变者",是国际社会迄今实现该领域私法统一所取得的最为可喜的成绩。该公约和2005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一起铺设了一条法院判决全球流通的大道。本文探讨和分析了公约的适用范围,包括其所适用的民商事性质的判决的含义、主体适用范围、地域适用范围、时间适用范围,以及先决问题和公约适用范围的关系。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评介与展望

2019年7月2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二十二届外交大会通过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这是民商事判决国际流通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际法律文书。本文简要回顾了公约谈判历程,系统介绍了公约宗旨目的、适用范围、管辖基础、灵活机制等内容,结合外交大会中的焦点问题详述了中国代表团的立场主张,并深入分析了公约的积极意义和未来前景。

《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及对我国的影响

2019年7月2日,在荷兰海牙举行的海牙国际私法会议举行的第22届外交大会上,来自70多个国家、欧盟和10多个国际组织共400余名代表谈判通过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以下简称《判决执行公约》)。中国及其他各国代表对最终的公约文本予以确认。《判决执行公约》是首个全面确立民商事判决国际流通统一规则的国际性文件,系统规定了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范围和条件等,对国际民商事领域的司法合作影响深远。

互惠原则在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中的适用研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背景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制度是国家对外进行民商事交往的重要法律保障,而在目前我国尚未批准加入与该领域有关的国际条约以及与其他国家订立的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数量较为稀缺的情况下,互惠原则是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重要依据。但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互惠原则的规定较为简略,导致规范的内涵与目的模糊,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互惠关系认定标准严苛等问题。“一带一路”作为国家级顶层合作倡议对国际民商事交往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应在政策方面推动构建条约签订全覆盖、信息共享全面高效的“一带一路”司法合作机制,在立法方面注重体系完整与制度优化的规则设计,在司法实践方面区分不同情况来灵活处理互惠原则的适用,以促进判决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由流通,彰显中国司法的国际公信力,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论对外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的分类审查——基于对我国274份承认与执行裁定书的实证分析

作为一项重要的诉讼程序,送达通常被法院纳入一国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的审查范围之中。我国法院在审查外国民商事案件送达程序时,对审查事项、启动方式、审查依据、审查尺度以及裁判文书说理尚未形成统一做法。根据我国缔结加入的国际公约、双边条约、我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专门性规定和批复,建议对送达程序进行分类审查。首先,将审查事项分为关于送达程序自身合法性和我国公共秩序的两类,并确定优先审查自身合法性的审查顺序。其次,根据两类事项的特点,提出制定审查实施细则的几点建议:一是规范启动程序;二是正确选择审查的法律依据;三是相对统一审查尺度;四是全面且有区分地说明不予承认与执行的理由。

论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中的“确定性要件”

外国判决具有"确定性"是其得到域外承认与执行的基本前提之一。然而,对于判决"确定"的标准,各国、各法系之间尚存在诸多差异,这影响着外国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鉴于"确定性要件"日益突出的重要性,海牙判决公约计划就"确定性要件"达成了折中方案,意在引入为各国普遍接受的判决确定性标准。我国《民事诉讼法》等国内法要求外国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双边司法协助协定引入了"确定性要件",而我国司法实践并未充分关注"确定性要件"的适用。"确定性要件"的合理架构及适用应成为我国未来有关外国判决承认与执行立法及司法完善的重要方面。关于"确定性要件"的完善进路,应充分考虑海牙判决公约方案的开放性、国际性立场。

论我国承认与执行“一带一路”国家民商事判决的制度完善

在“一带一路”合作推进过程中,与贸易有关的法律纠纷在所难免,完美地解决贸易法律纠纷势必涉及承认与执行他国法院判决的问题。本文探讨了我国与沿线国家之间关于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与执行的完善路径,通过与沿线国签订相关的双边条约、积极参与国际公约和区域性公约的制定、完善国内立法以及借鉴《选择法院协议公约》的规定等,以期在“一带一路”进程中进一步提升司法合作,促进“一带一路”合作的顺利进行。

互惠在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立法中的功能和利益衡量

外国民商事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解决的是不同国家私人间的纠纷,但在其立法背后仍未摆脱国家主权利益的影响。一国在立法中对互惠进行规定,主要目的是对本国司法主权的保护,从而希望互惠能够起到激励和防御的功能。互惠在有关外国法院判决承认和执行的立法中经历了从发展到弱化的趋势,部分原因也是受到互惠立法功能的影响,以及对国家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考量。

强制反诉中外国法院判决承认与执行的间接管辖权问题

强制反诉制度是指与本诉基于同一交易或事实的反诉请求必须在同一案件中提出,否则本诉被告将面临失权后果。外国强制反诉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也应充分体现该制度本身的独特之处,其背后的间接管辖权问题值得思考。在总结此前公约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海牙国际私法会议制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在强制反诉案件判决承认与执行方面起到了“管辖权过滤器”的作用。公约要求反诉请求与本诉之间具有密切的逻辑联系,考虑到本诉受理法院的程序法中对反诉可能存在强制性要求,区分反诉原告胜诉或败诉的两种情况,以平衡当事人与反诉相关的利益。结合当下法治环境,中国应当以公约为借鉴,更好地解决外国强制反诉案件判决的承认与执行问题。

《海牙判决公约》非实质性审查条款:起源、缺陷与完善

2019年《海牙判决公约》第4条第2款规定的非实质性审查条款,是该公约的基础条款,与公约所追求的便利外国民商事判决流通的理念相契合。但在实践中却存在一定的障碍,各国对非实质审查的概念存在分歧,公约关于非实质性审查的事项范围模糊以及非实质性审查启动方式单一等都对非实质性审查条款的适用产生阻碍。基于此,厘定非实质审查概念,廓清非实质性审查事项范围和构建新型的多元启动方式,以期完善非实质性审查条款的相关规定。

“一带一路”战略下我国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的法律思考

"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战略决策,不仅是我国实施"走出去"对外经济战略发展的必然,更彰显了我国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大国风范。共建"一带一路",亟待我国有效开展国际民商事司法协助。目前,我国适用的实际联系原则过于狭隘,规定的专属管辖权范围较为宽泛,在解决平行诉讼问题上过分偏袒本国当事人,长期以来形成的"事实互惠"以及现行双边司法协助条约显然已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为此,结合当前"一带一路"之战略背景及现行立法与司法保障的现状,我国应优化完善相关司法制度,树立大国司法理念,主动淡化司法主权观念,缩小专属管辖范围等;同时,借鉴吸收国内外的先进做法,树立开放性思维和全球性战略,重视参与并推动国际规则的制定,夯实"一带一路"的国际政治基础,努力提升我国司法的国际影响力和公信力。

我国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司法问题与立法完善

外国判决的承认和执行是促进国际民商事交往的重要保障。《民事诉讼法》关于承认与执行外国判决的规定内容简略,未形成完整体系,司法解释零散,不足以弥补立法的缺失,导致司法审判实践在互惠关系认定、外国判决适当性审查、程序正当性判定等重要问题处理上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民事诉讼法》有必要在互惠关系认定上确定法律互惠的判断标准,建立外国法院管辖权审查的间接管辖权制度,细化判决终局性认定规则,明确界定正当程序规范的范围,厘清程序正当性与公共政策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