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著作的不同译本是否应算作同种书?——与彭俊婷同志商榷

外国著作的不同译本是否应算作同种书?提出这个问题,乍看似乎是多余的:既然是某一外国著者的同一原著,由于事业上的需要或研究者的兴趣,而出现了两个或更多的不同译本,在分编时当然应当将它们作为同一种书处理哕,何况《(中图法)使用说明》

外国作品在中国被侵权,外国著作权人如何寻求保护?

自我国参加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之后,我国公民和法人对外国人的作品就承担起相应的著作权义务;所有公约成员国国民的作品依我国著作权法受到保护。这些外国作品一旦在我国受到侵权,外国著作权人一般可循三种途径寻求保护: 一、向国家版权局提出行政处罚请求。

“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国著作翻译出版情况概述

"文化大革命"对外国著作的翻译出版方面的破坏非常严重。其间翻译出版的外国著作数量极少,种类有限,涉及的国家不多;前期受的破坏比后期严重。在出版的著作中,以科技类最多,文艺类最少。外国著作的翻译出版与国内国际形势变化同步,与中国经济发展需要和对外交流直接相关。在公开翻译出版的同时,内部出版数量惊人。翻译工作者的主体地位模糊。但翻译工作者仍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翻译工作,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译著的猛增奠定了基础。

略论外国探险考察者有关西域著作的翻译与出版

本文从出版的角度，对翻译利用外国探险考察者关于西域的著作进行探讨。

翻译外国著作要认真校订——《帝国主义在满洲》汉译本读后

最近,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帝国主义在满洲》一书的汉译本(早期苏联学者阿瓦林著,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俄语教研室译)。该书资料丰富,观点鲜明,对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帝国主义列强如何竞相侵略中国东北,作了较为详细的揭露;其中有关沙俄侵华的部分,以俄国档案资料为依据,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但是汉译本有待校订之处颇多,给阅读和理解增添了一定的困难。试以本书开头的一部分(内容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限,举例说明。

台湾引进海外著作版权的策略与费用

由于著作权法规的实施,台湾出版界引进海外著作权逐步走上正轨。去年,在“6·12大限”前后,台湾出版业者更是掀起购买外国著作版权的热潮,

学术著作应该编索引

1997年9月27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张远山《为什么没有索引》一文,提倡学术著作应该编索引。 该文指出学术著作不编索引的危害说:“中国学者往往白首穷-经,而无暇旁及其他。由于没有精审方便的索引,中国学者研究学问不得不完全凭借记忆力。

切盼“前言”“后记”短一些

前言、后记,古称序、跋,是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高明者写的序、跋,半页、一页足矣,两页的都少见。《牡丹亭·题词》仅234字,突出“情之至”。《搜神记序》仅287字,突出“发明神道之不诬”。《聊斋志异·自序》,370字,吐出“孤愤”。《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小序,81字,表明“劝戒”。《拍案惊奇》序,1页零3行,希望“闻之者戒”。中国名著如此,外国著作也如此。

“灰皮书”模式的重启与终结:1980年代西学译著的出版管理

1980年代的西学翻译热潮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陆的文化图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既往对该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个别著作、译者或国家意识形态在其中的作用,较少聚焦“出版”这一“中间层”,文章试图基于对政策文件、出版史料以及当事人的回忆材料的整理与分析,研究1980年代西学热潮中西学译著出版工作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及其变化。文章认为,改革开放之初的西学翻译最初是通过重启“灰皮书”模式而展开的,然而,这一模式在新的出版空间、组织结构与利益关系网络中遭遇危机并最终结束,也为更为多元与灵活的译著出版方式打开了空间。

关于出版百科全书及其他

编者同志:我在外交部办公厅搞英语翻译工作,看到了你们编的《出版工作》,引起我的一些想法,现写去供斟酌。一、我完全支持姜椿芳同志关于早日编辑出版我国百科全书的建议,以及他提出的一些步骤和作法。百科全书不能搞突击,除非其中某些条目以翻译外国著作为基础。最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编辑室(或出版社)和一个完善的资料库。以《不列颠百科全书》为例,它的内容是分条请专家写的,但自己有一个很好的编辑部,最近几年实际上已经搬到美国,俈美国资金。

外语学习·翻译工作·翻译工作者——谈谈在翻译工作中看到的一些问题

在文化建设事业的一大分野中做着重要工作而又没有受到足够重视的,恐怕要算是翻译工作者了。所以造成这一情况,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但其中的一个并非不重要的原因大概可以称之为"世俗的偏见"罢。读完了一部翻译的外国著作之后,还没有注意到或根本不想看一下译者是何许人的,决不是个别情况;就好象外国作家本来就是用汉语写作似的。至于一部外国巨著是怎样变成了能让你方便而舒舒服服地读下去的汉语作品的,那就更非一般读者所能想象的了。

周扬和国家编译馆

1960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会议讨论有计划地出版中外文化遗产问题。会议认为,新中国成立十年来,我国整理出版中国古籍和翻译出版外国著作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问题,主要是出版的计划性不强,目的性不够明确,质量还不高。中宣部出版处根据会上讨论的意见。

对《国外语言学》的几点希望

《国外语言学》即将出刊。这是个好消息,因为语言研究也跟别的科学研究一样,需要借鉴外国的成就,摸索自己的道路。谈到国外语言学,我们如今还在启蒙时期。由于四人邦长期实行蒙昧主义,严禁外国书刊进口,人家搞什么,几年前我们毫无所知。就是现在,也不过开个小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