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展心灵论题中的积极的外在主义和认知颅内主义之争

心灵和认知中的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是心灵哲学和认知科学中的重要论题之一。内在主义认为,心灵与认知不仅不涉及任何外在环境,还独立于任何外在环境。心灵与认知的内容都在大脑内。相反,以亨利·普特南以及泰勒·伯吉等人为代表的外在主义则将心灵与世界放在意义和社会因素的因果联系中来考虑,对内在主义发起了挑战。但是,这种外在主义只强调了意义和内容不在大脑中,并没有足够认识到外在环境在认知过程中的"构成性"地位。同时,这些理论将心灵限制在个体的大脑和体肤之内,大脑内的资源仍然扮演了最为重要的角色,而外部环境对心理状态的影响则只是无足轻重的消极影响。于是,1998年,安迪·克拉克和戴维·查尔默斯在《延展心灵》一文中提出了一个极富争议的论题——"延展心灵论题"。这个论题随即引发了认知科学界、心灵哲学界关于认知和心灵本质的激烈讨论,从而把心灵和认知的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之间的争论推向了认知颅内主义和积极的外在主义之争这样一个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争论主要围绕关于同等性论证与差异性论证之争、关于耦合—构成论证之争、关于认知与非认知的标准问题之争和关于认知膨胀问题之争等问题展开。从本质上讲,这些争论是有关心灵和认知的边界问题讨论的延续,是认知革命对认知、心灵和智能等问题迷恋的延续。"延展心灵论题"为解开心灵和认知之谜这一"世界之结"提供了一种积极的方案,这对于重新思考心、身与世界关系,对于揭开心灵和认知的机制提供了一些新的视角、方向,具有深刻的哲学意蕴和认识论意义。当然,认知与心灵中的积极的外在主义与认知颅内主义的论战同时反映出了延展心灵论题在理论建构、核心论证上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不足,本身还存在深层的认识论误区。

外在主义与一致主义可否融合——对戴维森有关思想的回应

戴维森一方面主张外在主义,认为直接的事实使得我们的语句为真,另一方面又主张与外在主义相对立的、属于"内在主义"的"一致主义",将某一信念的真看作在于它与其他信念之间的"一致"关系。这方面的原因在于虽然戴维森认为感觉与信念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由于它们之间并不具有逻辑关系,因此前者不能为后者提供确证。由于感觉所与实际上是具有概念内容的,它们在表现形式上与信念一样,都可以表现为某种命题的形式,尤其是在对于事实的感觉上,因此具有命题形式的感觉经验与信念之间是具有逻辑关系的,也就是感觉经验能够为其他信念提供确证。此外,戴维森曾试图将真理的符合论与一致论两者加以融合,这是有可行性的。但与戴维森的解释不同,"符合"可以作为"真"之充分条件,"一致"则是"真"之必要条件。在这个意义上,外在主义与一致主义是可以融合的。

当代英美知识论中的内/外在主义之争:历史与现状

知识论研究在当代呈现出一种崭新样态,关于确证的内/外在主义之争成为主流。从历史上看,内在主义由来已久,最早可溯至笛卡儿,但内/外在主义之争正式始于葛梯尔。从现状上说,内/外在主义之争纷繁复杂,构错胶合,殊难厘清。但其纷争的真正缘由基本也可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基本概念的误读,二是论证前提的适用不当。

外在主义对当代西方哲学进路影响及其形而上学意义

外在主义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现代哲学关注的核心开始从语言分析向心灵分析的转向,而外在主义自身又经历了从消极外在主义向积极外在主义的演进。外在主义面临的问题及其对这些问题的应对和解答向我们揭示了:语词的意义与人内在的心智,以及外部环境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且这种联系不是静止和单向的,而是一定要在相互的影响中体现出主客体之间的辩证联系。进而我们可以说,外在主义其实不外乎是利用现代科学与技术工具,以更加规范和精致的方式为康德所提出的"人为自然立法"的形而上学论断做辩护。其对心灵过展问题的思考旨在揭示:康德为人类认识能力所划出的界限仍然适用于现代科学研究。

意识研究的方法论外在主义

意识研究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由来已久,近年来随着脑科学和认知心理学的发展,这种争论愈发激烈。巴尔斯的"全局工作空间假设"和埃德尔曼—托诺尼的"动态核假设"是意识的方法论外在主义的代表,它们之间具有相容性和共同核心,为进一步探讨意识的秘密提供了好的方法论。

试论当代知识论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之争

“确证”是当代英美知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域,围绕该问题,形成了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两大主流学派。近年来,内、外在主义之争成为当代知识论研究的焦点。内在主义强调,信念的确证在于认知主体对确证者的内在把握;外在主义主张,信念的确证主要在于信念与外在世界的内在关联。从论争的缘起、过程,趋势等三个方面对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论争进行了评述。

乔姆斯基内/外在主义语言观解析

乔姆斯基提出了语言的两个术语:I-语言(内在化语言)和E-语言(外在化语言)。I-语言具有内在化、内涵化和个体化等特性,而E-语言则具有外在化、社会化、非个体化和外延化等特性。虽然内在主义观与外在主义观将心智或大脑的内在状态与外在实体隔离开来,但它们其实是同一现象的两个方面,具有平行的功能互补关系,最终将实现研究领域的融合。一、乔姆斯基的内在主义语言观UG(普遍语法)

描述、诠释与外在主义

在语义学风行的年代里,研究对象是否得到正确的描述,往往只考虑语句用于描述对象时是否可确证为真;那个时候,大多数人都相信,句子先有句义,才有真值可言;"要预先掌握句义,才有可能确定语句的真值"被视为守则;那么,说话者是怎样认识句义呢?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蒯因提出极度翻译,让我们看到翻译者即使没有先行掌握对象的结构或者句义,也能够掌握语句的真值。从此,研究真值问题就不必先为结构或语义是否可知的问题而操心。其后,戴维森借用了翻译者的方法,去说明极度诠释如何实现之时,让我们看到了描述对象离不开受话者的诠释;而诠释是否成功,则要看相关的对象是否为发话与受话双方所共同确认的谈论目标。我们有理由相信,考虑描述是否正确,既要考虑诠释的问题,也要考虑哪些外物左右了句子的内容,有外在主义的色彩。

当代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对立及融合——基于“盖梯尔问题”视角

“盖梯尔问题”的提出及其对传统知识定义(JTB)的挑战,如何通过加强辩护条件来排除盖梯尔反例的研究进路,促使了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产生。文章通过厘清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区分,诠释二者从认知辩护到认知评价的对立,分析二者认知的确证和可靠的辩护、集体知识中的技能性知识,认为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对立消解并走向融合将是必然趋势。

从弗雷格涵义理论看内、外在主义的和解

内在-外在主义之争(I-E debate)关乎现代哲学认识论的核心问题。前者认为确证(justification)仅仅决定于人的内在(internal),而后者指出确证还依赖人之外的因素。从语言哲学和心智哲学视角出发,在语义框架内探讨弗雷格意义理论中内在与外在主义和解的可能。研究认为,因其看重句子的真值条件,弗雷格的意义理论基本属于外在主义的实在论理论,但他独创的"涵义"(sense)概念却扩大了知识和真理的判定方法,使之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现实世界的束缚。因此,两种主义可能在这一狭窄的视阈内获得短暂的和解。

重审实践理性中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争论

我们的行动究竟是如何产生的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行动哲学中关心的重点,学术界有一种主流的观点认为是能动者的理性中的实践理性在起作用。然而,在实践理性的内部却存在着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的分歧。在这个争论中,文章持有一种外在主义的立场,但是同时认为外在主义的观点仍是不完美的。因为外在主义所坚持的向善性原则是有问题的,能动者并不是普遍会选择执行合理性最大化的行动。

反思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分争与融合--关于解决证成难题的思路

早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以预言家般的眼光洞悉了知识的定义,即后世人们所普遍认为的知识是有证成的真信念,后来盖梯尔挑战了知识的这一经典的三元定义,认为即使是有证成的真信念,人们也并不一定获得知识。如何使得人们真正获得知识?我们把这一问题叫做知识的证成难题。知识论学者在解决知识难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内在主义和外在主义两大流派。内在主义者与外在主义者以各自的策略解决证成难题时,观点往往采取和对方分争的态度;但同时,由于知识问题的复杂性,面对证成难题时,双方似乎又采取融合的态度,共同应对知识论难题。本文力图从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分争与融合的角度进行论述,并从实践的视角对知识的证成难题予以反思。

基于语义外在主义解读科技创新思想

创新驱动科技发展是我国一直以来坚持的一项重要战略,然而,许多人对“科技创新”的理解却往往毫无新意。透过这种现象可知,人们对事物的认知往往陷于成见,而并未能够深入挖掘本真事物的深刻意蕴。本文以功能主义为切入点,结合具身理论的观点,对符合论上的真理观展开批判,并以此牵引出普特南的语义外在主义思想,从而对“科技创新”作出其本质上是伦理创新的全新解读。

动机外在主义与不能自制

按照关于道德判断的动机内在主义,道德动机是内在于行动者诚实地做出的道德判断的。迈克尔·史密斯意识到这个论点对于一般而论的行动者来说或许并不成立,因此将其修改为他所说的“理性行动者的动机内在主义”,即如下观点:对于理性行动者来说,动机可靠地追踪行动者诚实地做出的道德判断。然而,这两种形式的动机内在主义都会受到两个主要挑战:一个是所谓的“非道德主义”挑战,另一个则涉及不能自制的行动的本质。内在主义者对这两个挑战的回应都不成功,因此,不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还是从规范的立场来看,动机的外在主义都优越于内在主义。

认知困境与能动推理:认知外在主义研究

近现代认知领域中传统的怀疑论一般认为有两个源头。笛卡尔怀疑论走身心鸿沟,恶魔骗局的进路,怀疑所有人们表征认知外界的真实性。休谟怀疑论则走驳斥归纳法正当性的进路,怀疑认知外界客观规律的可能性。由盖梯尔问题引发的外在主义潮流,似乎提供了同时解决怀疑论与盖梯尔问题的方案。笔者发现,面对各自的怀疑论结论,笛卡尔与休谟提出了自己的外在主义解决方案。能动推理乃关于动物感知与行动合一的最新版学说,它为看清外在主义知识论的本质提供了经验基础。同时,它也揭示了外在主义进路的局限性。最终的结论似乎是,能动推理或贝叶斯大脑理论对笛卡尔怀疑论几乎不起作用,但它为休谟的外在主义方案提供了崭新的内容;另外,通过长期的演化博弈,涌现出的一套由马可夫毯保护的、感知行动合一的贝叶斯机器,乃是人类避开大规模盖梯尔环境的保障。

何为“增强”:比较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的一个视角

人类增强技术的伦理讨论面临“增强”概念的界定难题,对“增强”概念的不同理解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待此技术的态度,并形成了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两大阵营。双方都根据道义论和效果论等主流伦理学的观点,给出了自己的道德理由。通过对两大阵营的批判性考察可知,生物保守主义与超人类主义之间存在根本分歧,这一分歧不仅在于如何界定“增强”概念本身,还在于他们在界定该概念时所遵循的哲学范式与研究进路的差异,即对人与技术关系、技术与伦理关系问题的不同回答。通过对比二者在应对超人类革命危机时所采取的不同理论策略,可以看出坚持“内在主义”研究进路的超人类主义在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上的理论优势。

环境、载体和认知——作为一种积极外在主义的延展心灵论

1998年，克拉克（Andy Clark）和查尔默斯（DavidChalmers）提出延展心灵论题（extended mind thesis），将心灵和认知哲学领域里的外在主义（extemalism）向前推进了一大步。（Clark＆Chalmers，1998，PP．7—19）在最近的十几年里，克拉克又逐步把延展认知（extendedcognition）、延展心灵的假说发展为一个关于心灵和认知的统一理论框架。（Clark，2008a，PP．76—81）延展心灵论认为。

道德判断与道德动机——内在主义与外在主义的理论交锋

内在主义认为道德判断必然能够激发人们的行为动机,而外在主义认为两者不存在必然联系,生活中出现的"非道德者"现象就是例证。为了应对这一挑战,内在主义强调,"非道德者"的主要缺陷是其不具有实践理性,因而在面对道德判断时也就无法被激发去行动。但是,内在主义关于实践理性的解读要么与现实有悖,要么是"乞取前提"。为解决这些问题,从道德判断的实践目的入手,像贝德克那样构建一种相对于特定实践目标和社会共同体的内在主义或许是可行之策。双方关于"道德拜物教"的争论最终还是陷于僵局,其根源在于双方对"信念"与"欲望"之关系的理解截然不同。要打破这一僵局,需要改变研究问题的方式,实证研究或许是选择之一。

走向外在主义的认知哲学

分析知识的传统方法是为真实的信念作辩护。根据这种方法,辩护是知识的必要条件,认识论者致力于研究知识的辩护或合理性由什么构成的问题。内在主义混淆了辩护的状态与辩护活动之间的关系,致使对信念的辩护依赖于对它们的信任,客观上制约着能辩护信念的范围。克服这个难题只有走向知识的非辩护分析。走向外在主义是当今认知哲学发展的重要趋势,它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把辩护还原为可靠性,二是采用一种"弱"规定的知识标准。

涉身认知的外在主义解释与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

涉身认知对人类智能提供了一种基于行动的完整解释。涉身认知没有完全否定内在主义,但在本质上体现了一种外在主义的智能和认知解释。涉身认知的这种外在主义解释更直接奠基于欧陆现象学的发展。以"上手状态"和"顺应于事的视"为代表的海德格尔涉身性思想能够更好地在哲学上诠释这种外在主义的智能解释。认知主义、联结主义和涉身认知等不同认知科学框架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涉身人工智能是完善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智能人工设计的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