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在理由真的存在吗——威廉斯和麦克道威尔之争

关于行动理由的内在主义,麦克道威尔和威廉斯之间有过一次有趣的争论。麦克道威尔声称,可以在不挑战动机休谟主义的前提下证明外在理由是存在的,而威廉斯则批评麦克道威尔的看法陷入了某种“榜样模型”。威廉斯对于麦克道威尔的回应并不十分成功,因为他的理由内在主义也是某种榜样模型,更好的回应是诉诸行动理由与行动解释之间的内在联系,因为麦克道威尔所说的外在理由无法满足解释行动的要求。

外在理由与伦理生活

威廉斯论证了所有理由都是内在理由。内在理由是由可靠的慎思路径与行动者的主观动机集联系起来的理由。一旦清楚了慎思涉及全人与亚人之分,就会明白,转换构成了一种不同于慎思的心理机制。转换后产生的理由信念可独立地激发动机和行动,让行动者认识到世界中的价值事实是他开展行动的理由。这样的理由是外在理由。外在理由而不是内在理由,确保了道德生活的可理解性和道德规范的普遍性,是实践理性的恰当根基。

规范性理由:内在理由还是外在理由?

动机性理由被用于解释行为的产生,而规范性理由则用于确证行为的合理性。内在主义认为规范性理由也应该能够解释行为的产生,因此是一种与行为人心理状态有关的内在理由。外在主义则否认这一观点,从而将之视为外在理由。内在理由需要以行为人自身的心理状态为基础,这很容易使得规范性理由成为一种相对理由。史密斯的“充分理性人”论证和施罗德的“假言主义”论证虽然力图克服这种相对主义难题,但是它们自身却又面临着困境。对行为人自身心理状态的合理性的考察意味着“规范性理由”本身应该具有一种公共面向,而这是建立在人们共同的欲望、意愿等心理状态的基础上,因此它仍然是一种内在理由。道德生活的目标是通过不断培养个体去拥有共同体所普遍认可的心理状态,最终把当初具有外在面向的规范性理由转化为内在理由。

理由、证成与合法性--政治自由主义的情形

政治主张的合法性需要诉诸特定的道德理由来得到证成,但在当代政治哲学中,由于人们对理由的本质有着不同理解,政治合法性的标准也因此陷入了公共证成和至善论的争执之中。政治自由主义的主张为走出这一争论提供了契机,因为它坚持认知节制的立场,是一种更加独立的观点。不过,政治自由主义的独立性是以现代民主社会的存在为前提的,它也因此只能是一种保守的主张。

新兴权利的证成及其基础——以“安宁死亡权”为个例的分析

在新兴权利研究中,什么样的要求可以成为权利?这首先涉及具体权利的证成,即通过分析一项要求所提供的理由是否是内在理由来证成具体权利。其次,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内在理由的性质,即思考何为内在理由。何为内在理由取决于对权利是什么的认识,这与权利理论的论辩和建构息息相关。目前,中国的权利研究不仅需要在分析实证的层面上展开具体权利的证成,更需要一种权利理论为权利研究提供一个自己的理论基础。

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基于“内在理由论”的分析

实践理性(practical reason)是人们通过思考而行动的能力。自治(autonomy)指的是行为者为自己的行动立法。行为者只有运用自身的理性思考才能按照自己订立的法则行动。实践理性和自治行为间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本文的主要观点是:自治所要求的实践理性是内在意义上的实践理性,这一实践理性要求行为者的行动符合一个建立在真信念和真实欲求基础上的"合理的思考"过程。

“内在主义要求”中的两种内在性——威廉斯与考斯嘉之内在理由论比较

在围绕"内在理由"问题的争论中,威廉斯与考斯嘉都承诺了一种理由的"内在主义要求"。相比于理论形式上的相似,他们之间的区别更能体现出其各自所具有的深层伦理承诺。可以认为这种区别源于对作为理由承载者的"自我"的不同理解,即立足于人的纯粹理性能力还是立足于个体的经验性心理现实,而这种区别最终则可能源于他们对伦理学研究进路的不同设想。

我们彼此亏欠什么——兼论道德哲学的理论限度

本文通过分析托马斯·斯坎伦对契约主义的理论改造——用"合理的拒绝"来替换"合理的接受",指出斯坎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效益主义的挑战,但其实践效用非常有限。斯坎伦的契约主义只能部分地帮助我们在道德评价上廓清一些道德语词的意义和用法,厘清各种理由之间的分歧和差异,但无助于解决我们在道德实践上尤其是在道德动机上面临的诸种困境。然而,上述结论对斯坎伦并不构成批评,因为作为一个外在理由论者,他不指望道德哲学能够一劳永逸地"越界"解决道德实践的问题,这一立场也促使我们进一步地去思考道德哲学以及道德论证的限度问题。

规范性的三元结构

规范性已成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与一系列其它重要概念如理由、语义、意向、自由、因果等的关系,它对一系列相关理论难题的解释效力,的确都关联到它的深层结构问题。本文力图证明存在着三种基本的规范性形态,并显示三者在什么意义上既相对独立又动态依存,从而具有结构及功能上的互补统一性。作为一种广义的规范性判准之基础的外在理由,及其与所谓内隐规范的关系,也会在一种关于进化史的历时整体论视野下获得解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