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基于WSR系统方法论视角

旅游开发是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顺应时代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评估旅游开发适宜性是开发工作的首要前提。通过引入WSR系统方法论,建立民间文学类非遗旅游开发适宜性评价体系和应用性评分表,对湖北省内9项国家级非遗和7项省级非遗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第I类非遗得分较高,具有丰富的物理、事理和人理条件,适宜旅游开发;②第Ⅱ类非遗应在补齐产品衍生性、游客体验性和可展示性等短板的基础上进行旅游开发;③第Ⅲ类非遗需在强调“保护为先”的原则下,对其经济价值适度挖掘,同时探索非遗传承的多元途径。

“活态”与“非物质”:对文化遗产保护整体性的认知

2003年,《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2届大会上通过。也是在这一时期,国际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中心(ICCROM)提出了“活态遗产”的理念,并率先开展讨论与探索。从“活态”与“非物质”的角度,二者同样关注到与遗产紧密关联的社区、群体甚至个人,也同样重视基于这种关联性所形成的世代相传的特征以及遗产功能、价值的延续和变迁。

衡水老白干入选2023-2025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

本刊讯:2024年3月28日,根据《“十四五”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文化和旅游部等十部门《关于推动传统工艺高质量传承发展的通知》的工作要求,2023-2025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名单正式公布。经专家评审、实地考察和社会公示等程序,衡水老白干成功入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形成与现实意义

祭典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因祭典的祭祀对象是上古帝王和历代名人而显得特殊,其保护实践饱受争议。公共祭祀的行为源于上古巫祭,在王朝时期得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的祭祀礼仪。今天仅有少数祭典得以传承,一般以地方公共祭典的形式举办,多数已入选政府认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传承祭典类非遗的意义主要有三点:一是在国家层面,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记忆,增强内在凝聚力,激发爱国情怀;二是在地方层面,活化利用好这笔遗产,可为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三是在个人层面,能为处于物化状态的当代人提供神圣体验和精神滋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与中华文明的精神追求,共同构成了支撑当代中国人的两大信仰力量。保护祭典类非遗的关键,在于深入挖掘祭典的文化内涵和中华礼乐文明的核心要义,以重塑祭典的神圣性、审美性与社会性。

保护好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现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和数理统计法对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力度不够、数字化推进较慢、体育非遗的活态性缺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缺失、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薄弱、藏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力度不够、受现代体育文化的冲击,藏族的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空间萎缩。因此,提出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忆构建与数字化保护路径,即成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构、完善保护的法律法规;构建创新性记忆构建路径,丰富数字化保护路径;拓展藏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渠道;构建数字记忆、数据库,开发非遗保护App。

从空间的对象到对象的空间——空间生产视域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实践中的诸多问题,根源于认知上人们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局限于技艺的对象化生产和物化生产。作为社会历史实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由特质技艺、关系技艺和社会技艺构成的,包含复杂主体的社会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是各主体通过实践活动(空间实践)、构想活动(空间表象)和生活体验活动(表征性空间)而展开的空间生产,生产手段分别为生活生产、技术生产和艺术化生产,生产效果是实现文化增产、文化增殖和文化增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评价除经济指标外,还有科学指标、文化指标和艺术指标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的苏作家具保护现状及对策研究

苏作家具作为代表性的明式家具之一,蕴含着当地的特有社会文化、生活习俗和价值观。在传承过程中,苏作家具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在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后,受到了各界的重视。文章通过分析苏作家具保护现状,归纳存在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保护对策,希望能为苏作家具的保护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少数民族旅游融合发展研究——以三江侗族程阳八寨为例

一、引言。非物质文化遗产指人类创造的、以口述或非书面形式传承的、与特定群体或社区相关的无形文化财富,内容包括口头传统、行为艺术、社会实践、风俗习惯、庆典活动、知识技能等方面。以传承性、创造性和在特定群体中的认同性为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文化遗产存在很大的区别。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分为口头传统类、表演艺术类、社会实践类、庆典活动类、知识与实践类等类别。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工作扎实开展。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怎样科学、合理、有效地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重要课题。该文详细研究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的契机与责任,结合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从以下几个方面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系统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策略:以人民为中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坚持系统性保护理念,推动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开展非遗活态整体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扩展非遗发展空间;“元宇宙时代”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强大的数字化力量。

从“活态性”到“活态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文化的意义探源与实践分析

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认为是一种活态文化。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性概念经历了一个语境化的过程,在与物质文化遗产的“固态”、“静态”等概念的对应中形成自身的独特内涵。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特性,活态化保护与传承成为兼顾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的一种实践路径。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文化实践中,需要充分认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特性,深入理解由活态性建构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源流体系,以活态化保护与传承为目标,彰显和强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人民性、时代性和民族性,真正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中华大地“活起来”并传之久远。

湖北省纺织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性溯源

湖北省纺织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构建过程中存在着随意构建联系的现象,对地方性文化构建存在反噬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对整个中华文化也有破坏作用。文章基于对董永传说、木兰传说的文献进行收集、整理和变迁分析,以期对湖北省纺织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地方性溯源,为湖北本地的地方文化构建提供客观的文本。研究认为,孝感地名与董永的孝行故事有关,但孝感并不是董永故里;董永应该是从东汉初年开始作为孝行模范得到官方的嘉奖并封侯,与爱情无关;对董永故事的研究可以反推刘向的《孝子传》为伪书;黄陂木兰山与《木兰诗》中的女英雄本人的籍贯没有联系,但与她的“忠孝勇节”精神却是密切相关的;《木兰诗》中的章句分析可以证明促织在中国古代纺织意象的形成和筘的出现时代;董永传说、木兰传说在湖北的形成与当地的孝崇拜和忠义崇拜有着密切联系,人物在湖北存在着虚构性,但精神崇拜的历史遗迹和文本却是真实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研究——以武强年画为例

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和信息传播方式的快速革新,原有的传承与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已经不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传播格局。文化转型期的非遗传承面临着多元的传播语境,而当下网络环境无法为系统传承非遗文化提供系统性支撑。近年来,随着文化产业的日益发展与社会各界对非遗保护的实践深入,“生产性保护”成为非遗保护的一股潮流。本文以武强年画为例,阐述了如何通过生产性保护的方式对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处于困境中的非遗文化、优秀传统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和活力。

从主体间性角度谈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宣翻译——以黄梅戏的英译为例

黄梅戏作为我国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外宣翻译不仅是向世界传播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中华文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手段,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将翻译间性理论和黄梅戏的外译相结合,主要从翻译间性的主体间性这一角度出发,探讨在黄梅戏外译过程中,如何平衡“自我”与“他者”,在保留黄梅戏“本土化”特色的同时,实现“国际化”,实现不同文化的戏剧之间的“对话”。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实践案例与潜在负向影响的防范

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重要的文化价值,同时具有非物质性、人身依附性及更灵活的存在形式,因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重要且复杂。通过案例调研和理论分析得出,生产性保护模式得以对文化遗产带来保护效果的重点在于产业化介入,进而改善非物质文化遗产行业及从业者的相关生产活动入不敷出的困境。依照产业化介入的途径将生产性保护具体分类为技术替代型和文化价值迁移型,前者重点通过高新技术引进替代手工等传统工艺环节,提高生产效率和产能限制;后者则重点通过将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核附加于市场潜力更大的产品类型,提高销量和知名度。在生产性保护的具体模式下,核心传统工艺的抛弃以及对传统文化载体的偏离分别对文化传承带来潜在的长远冲击,因此产生生产性破坏。根据破坏产生的机理,总结了生产性保护的适用场景,并对生产性破坏的防范提出实践建议:政府及文化部门对其中的合作过程加以规范,通过恰当的机制设计维系长期合作,避免介入企业过度追求短期收益而带来生产性破坏;企业方面应对非物质文化本身的价值来源及核心充分合理评估,审慎选择产业化介入方式及限度,在紧扣文化主题的基础上实现产业化生产和潜在市场的拓展,同时基于互联网自媒体等新兴渠道寻求传播方式上的创新。

长三角区域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及与旅游产业关联性分析

通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官网搜集整理长三角区域三省一市共593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借助GIS空间分析技术,应用最邻近点指数、核密度等方法对其等级结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在研究区各类非遗项目中,传统技艺类非遗项目数量最多,占比22.93%,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项目最少,为总量的3.71%。(2)长三角整体区域和各省市非遗项目均呈集聚分布格局;从类型来看,传统舞蹈类呈均匀分布,其他9种类型均呈集聚分布状态。(3)非遗项目在长三角区域各省市域空间分布上有显著差异性,总体呈“四核多点”的分布格局;各类型非遗资源分布亦呈现出不同特征,地域差异明显。(4)长三角区域非遗分布与资源禀赋度和旅游产业化程度显著相关。

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性文本英译问题研究

在中国文化自信大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播日益受到研究者关注,其介绍性本文的英译是保护民族文化多样性、扩大传统文化海外影响力、增强国家软实力和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重要途径。该研究以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介绍性文本的英译为研究语料,通过文献法和话语分析法分析发现,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中存在逐字翻译、滥用音译和用语不统一等问题,并为少数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海外传播提出建议,为推动“讲好广西故事”做出有益探索。

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的探讨--以南京云锦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中最富有活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筑牢文化根基、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增强文化自信具有重要意义。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有利于实现文化产业繁荣和可持续发展。生产性保护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种重要方式,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实际生产相结合,能够实现传统技艺和知识的传承,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发展。目前,“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具体工作实施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如何在不破坏“非遗”核心内容的前提下,实现“非遗”的生产性保护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于此,文章以南京云锦为例,探讨并分析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困境。随着现代化和商业化的发展,南京云锦面临核心文化价值遭到威胁和传承人短缺等问题。文章从增强“非遗”保护意识、重视传承人保护和培养以及规避生产性破坏三个方面提出南京云锦织造技艺生产性保护的建议。希望通过研究和探讨南京云锦生产性保护,为传统手工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性保护提供可行的思路和方法。这不仅可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还有助于提高其市场价值和社会影响力,从而实现“非遗”的可持续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类型重构、价值取向与实践路径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复兴既是乡村振兴的内在需求也是题中之义。文章在简要总结我国非遗保护成就和非遗分类研究的基础上,从传统-现代联结性和环境嵌入性两个维度构建了非遗分类的概念框架,然后基于文化遗产的新古典“结构-功能”与三维结构理论,探讨了乡村振兴背景下不同类型非遗复兴的价值取向和实践路径,为非遗研究和活化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现实借鉴。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性文化财产,包括被个人、团体及群体视为文化遗产的表演形式、表现形式、文化场所、工艺品、工具事物及知识体系等内容,具有历史沉淀性、广泛性和民族性特点。其中,民间文化遗产是最具代表性的内容,被称之为民族记忆的缩影。非物质文化遗产伴随历史演变而不断发展,广泛凝集中华民族智慧,是传统民族精神文化的标志。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深刻影响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具有教育感化、团结群众、开阔思维与视野的功能,可以抚慰心灵、平缓情绪,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因此,在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应深化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以传统文化资源为依托,探寻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契合点,提升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商标注册与使用:制度机理、现实困境及规范路径

将非遗符号注册为商标或作为商标使用有利于推动非遗的生产性保护与商业性发展。囿于非遗兼具公共属性与私人权利属性,非遗符号申请商标注册时的显著性难以认定。同时,商标注册中“固有显著性”规则的适用会导致大量无实际使用的非遗符号被注册在不相关商品或服务上,长期使用势必产生淡化非遗文化内涵等不良影响,且对注册超五年的非遗商标无效存在现实阻碍。在非遗类型化分析下“获得显著性”与“不良影响”综合认定规则将解决显著性认定之困,并遏制无实际使用、易产生不良影响的非遗商标注册。为有效应对非遗商标使用中产生的不良影响,非遗传承来源群体应不受非遗符号商标注册超五年将获得不可争议法律地位之限制。此外,参考美国真诚使用意图规则,在非遗商标注册中引入审慎管理、使用宣誓性声明对规范非遗商标使用具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