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市外来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分析

外来农村人口市民化要符合两个条件:第一要取得城镇户籍,第二要能够与城镇居民享受同样的来自于政治权利、劳动就业、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并与城镇居民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社会认同感等逐步相互融合。在外来农村人口市民化实际进程中,一方面其对城市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其与城市居民相互融合的状况却不容乐观。以沈阳市为例,外来农村人口对沈阳城市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在为沈阳城市发展注入活力,进一步刺激城市消费市场,加大推进城市设施建设力度,倒逼城市公共治理水平不断提升等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外来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中还存在市民身份困惑、住房解决难度大、子女入学难度大、家庭经济收入水平偏低和融入城市文化生活滞后等主要障碍,因此,提出沈阳市应该改革外来人口落户制度,给予外来农村人口市民身份认同;完善外来农村人口住房保障制度;多渠道解决外来农村人口子女入学难题;提高外来农村人口家庭的经济收入水平;改善外来农村人口文化生活等对策,以期为沈阳市外来农村人口市民化进程中相关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后城乡分割时期北京外来人口收入分析

文章对以往的城乡二元分割经典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通过2008年底参与调查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对在北京工作的983名外来劳动者的收入做出分析，其结果显示，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市民较外来农民在收入上只略有优势，微小的收入差异并未体现出户籍分割的趋势。

城乡户籍身份对外来人口收入的影响分析——以北京市外来人口为例

文章通过2008年底参与调查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对在北京工作的983名外来劳动者的收入、就业等做出了描述性分析，并采用SPSS18．0对其中612名受雇佣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和个人及劳动力市场因素做出了回归分析，其结果显示，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市民较外来农民在收入上略有优势，但这种优势主要是由外来市民与外来农民之间人力资本差异决定的。

外来人口婚配选择对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的影响

与本地人结婚是外来人口融入迁入地的重要途径,但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差距导致的不平等又阻碍了外来人口的市民化进程。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数据,探讨了外来人口婚配选择如何影响家庭内部议价能力。结果表明,与本地人结婚显著削弱了外来人口的家庭内部议价能力,导致后者拥有更少的家庭决策权。上述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住房署名权和本地社会网络是影响外来人口家庭议价能力的重要渠道。议价能力降低还反映在家庭分工中,外来人口牺牲了闲暇时间,承担了更多家务责任。与本地人结婚也显著提高了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水平。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公共成本测算——以广州市为例

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为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提供决策依据。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包括义务教育、劳动就业、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以及市政设施六个方面。作为国家新型城镇化试点城市,广州在全国有一定的代表性,要把2013年广州所有外来农业转移人口全部市民化,政府需要投入6000多亿元,平均每个人13.3万元,占广州每年投入地方财政预算收入的23%以上。为此,从眼前看,国家应该建立财政转移支付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长远看,要继续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使各级政府的财力与事权相匹配。

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三群体研究

关于流动人口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问题,过去已有大量文献,但研究重点是农民工。这里把外来市民纳入观察视野,利用2008年"迁移和流动劳动力与中国大城市发展"调查数据,分析工资收入和社会保险参与的影响因素。主要研究发现:在工资收入上,不同户籍身份劳动者之间没有净差异;在养老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与上,本市居民、外来市民和农民工参与的可能性依次递减。这意味着,工资收入已经基本上由劳动力市场决定,而社会保险参与依然与户籍身份有关。不过,这种关联方式已经从过去的城乡户籍身份歧视转向本地/非本地权益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