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市场风险传导研究

目前,一大批实体产业公司纷纷涉足金融领域,通过参股或控股金融企业的方式成立了产融型企业集团。在汇率波动幅度日渐增大的情况下,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运用Granger检验以及汇率敏感性资产与负债模型度量了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市场风险,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当前产融型企业集团的外汇市场风险传导并不显著,这可能与产融型企业集团主要在国内开展业务以及当前的汇率制度有较强的关系。

金融发展、资本账户开放与外汇市场风险--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Logit模型

协调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与防范金融市场风险,是我国实现高质量金融开放的内在要求。基于固定效应的面板Logit模型,实证研究了1980—2018年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下,资本账户及其子项目开放对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与发达经济体不同的是,新兴经济体的资本账户开放增加了外汇市场风险发生的概率,但这一影响会因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有所缓解。此外,研究还发现不同资本账户子项目开放对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存在差异。

“真实”短期资本流入及其对外汇市场风险预警的有效性

本文使用全球资本配置数据库(GCA)统计的“真实”短期资本流入数据,运用动态面板差分GMM模型和面板Logit模型检验其对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相对于没有考虑离岸金融中心影响的短期资本流入数据,“真实”短期资本流入对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更强;(2)在两种口径的短期资本流入数据差异较大的新兴市场,只有“真实”短期资本流入数据才能预警外汇市场风险;(3)中国调整前后两种口径的短期资本流入数据差异巨大,不论是差异的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在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中都是最大;(4)中资企业通过可变利益实体(VIE)的方式在境外上市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而且这种境外上市还会同时对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的统计造成影响。政策启示是监管部门需要密切追踪、监测基于国民原则的短期资本流入数据,“中概股回归”和金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少直接投资和短期资本流动的双重统计误差。

外汇市场风险传染的效应测度与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2006—2018年全球44种主要货币相关性,运用复杂网络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解析外汇市场关联的风险传染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外汇市场之间存在显著的风险传染效应,外汇市场风险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具有非对称性,各外汇市场在网络中聚集形成了四种不同类型板块,各板块内部成员之间及板块之间也存在不同的风险传染溢出效应,外汇市场风险可以通过贸易渠道和地缘联系发生传染;人民币外汇市场主要与SDR篮子货币外汇市场、新兴市场国家和中东石油大国的外汇市场发生风险传染;汇率制度选择和资本账户开放对外汇市场风险传染具有显著的重要影响,降低汇率制度弹性和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可以减少外汇市场风险传染。

重大冲击下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的生成机理研究

在重大国际事件频发的背景下,考察不同重大冲击下全球外汇市场风险成因,对于防范化解金融市场风险的意义重大。基于波动风险与传染风险的双重风险视角,本文首先考虑全球外汇市场的传染风险和自身风险累积带来的内部风险成因,继而通过金融市场之间的传导、政策实施的传导以及实体经济的传导来考察全球外汇市场的外部风险成因。研究结果如下。(1)从全球外汇市场波动风险来看,全球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较为一致且均较大,欧债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外汇市场风险的影响较为一致且均较小。(2)从全球外汇市场内部风险成因来看,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全球外汇市场风险主要由传染风险驱动。而在中美贸易摩擦时期,全球外汇市场风险主要由自身风险累积驱动。(3)从全球外汇市场外部风险成因来看,跨市场传染因素在正常时期、欧债危机和中美贸易摩擦时期的贡献度最高,政策实施传导在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贡献度最高,实体经济因素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贡献度最高。

金融账户开放与三类风险的互动机制

文章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论证人民币金融账户开放与银行体系风险、外汇市场风险、资产泡沫风险之间的互动机制。研究表明:金融账户开放水平越高,越容易加剧这三类风险;同时,这三类风险增加反过来又温和地延缓金融账户开放进程,其中外汇市场风险对于金融账户开放的延缓最明显。因此,应合理安排中国金融账户开放顺序,资产性市场应最后开放,加快汇率弹性机制改革,强化国内银行体系审慎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