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内源式与外源式发展的路径比较与评价——以山东三个城市为例

本文在山东省选取三个人均纯收入水平相近的县级市,以寿光和青州为内源式发展的代表,以诸城为外源式发展的代表,对农村的内源式和外源式发展模式的路径进行分析比较和评价。结果表明,寿光和青州的内源式发展路径是以当地农民的农业技术创新为起点和发展重点的,发展的过程呈现出网状特征,诸城的外源式发展是以大型龙头企业为起点和重点的,发展的过程呈现出线性特征。不同的发展路径对农民的能力影响不同,内源式发展地区的农村居民发展能力更强,表现为家庭经营收入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较高。内源式发展地区的农民分享发展的利益较多,生活质量较高。所以,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以提高当地农村居民的能力,以农村的内源式发展为根本。

“外源内生”式发展: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纾解路径

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威胁着国家安全与边疆治安,本质上是人口安全问题,有别于一般性人口空心化问题,难以等闲视之。统筹发展与安全是边境地区维护国家利益的必然要求。仅仅秉持传统发展观分析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只涉及外源或内生要素的一面,而难以揭示内外要素的综合作用机制,新发展格局下应以新发展观全面审思“兴边富民”行动的高质量发展进路。通过对西南边境地区的遥感分析和实地调查发现,“外源依赖”难以推动西南边境地区“在地的现代化”,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问题的纾解面临物质基础、行动保障、精神支持等内生性困境。在空心化趋势下,亟须完善边境地区政策体系,推动守土固边数字化,加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进而弥合“外源—内生”的二元张力,实现边境地区“外源内生”式发展,减小边境地区人口空心化造成的负面影响。

不同发展模式中的农村居民消费的比较——以山东省三个县级市为例

选取山东省寿光、青州、诸城等三个收入水平相近的县级市,对内源式和外源式发展模式中的农村居民消费进行了分析比较,结果发现:与外源式发展的诸城市相比,内源发展的寿光和青州两市的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更低,居住消费支出比重更高,居住质量更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类消费也更高,发展模式带来的收入结构的不同,使内源式发展地区的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更高。

农村社区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以山东省为例

以山东省走外源式发展道路的诸城和走内源式发展道路的寿光为例,对两种模式进行了简单的比较与分析。诸城是以大型龙头企业为起点,是线性发展,而寿光是以社区内农民自身的技术创新为起点,呈网状特征。两种模式都有其各自的优越之处,外源式社区资源供给充足,居民的工资性收入较高,利于加快劳动力的转移,充分运用现代社会资本,体现了合作的广泛性。内源式发展社区的内聚力强大,居民发展能力更强,社区发展后劲大,为农民带来了直接的利益。要推动社会主义农村社区建设,应该将两种模式相结合,实现优势互补。

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要素和机制研究--以山东省寿光市C村为例

乡村振兴依赖于何种动力源是决定乡村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近年来,纯粹依赖于市场或政府的外源式发展模式在乡村遭遇“不适”。而内源式发展理论提供了激活乡村内生动力的新路径。山东省寿光市C村的个案研究表明,乡村振兴内源式发展的要素包括资源内生、文化认同、组织动员、市场开拓和服务优先。在探索五种要素基础上,建构了内源式发展机制,其存在于主体、资源和规则三个层面,对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

广东县域经济发展的约束与突破

广东县域经济总体上相对滞后于浙江、江苏和山东,滞后的重要原因在于县域经济的集聚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外源式经济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其示范效应小于挤出效应,县域经济内源式发展模式要受到外源式模式的冲击。发展广东县域经济,要突破资金动员瓶颈和产业结构调整乏力的制肘,制度创新是首要选择。

乡村振兴的动力机制探析

乡村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乡村的内部和外部，乡村 的发展模式分为外源式的发展模式和内源式的发展模式。两种 模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并不是对立的。在具体的实践中，不能 简单的将两者进行一种非此即彼的选择，更需要研究出两者相 互融合的，取长补短的模式来达到农村可持续发展。“新内源 式”的发展模式就是“融合内外”模式的方法，是我们寻找乡 村振兴战略的动力机制的第三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