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外管辖论纲

近年来,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问题成为中国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议题,但学界对于域外管辖及有关概念尚存争议,实务界在立法、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不同理解。从本质上说,域外管辖权属于国家管辖权范畴,是国家的固有权利。域外管辖指的是国家在本国领土范围内针对境外的人、物或行为确立和行使管辖权,域外管辖包括域外适用,但不等于长臂管辖,也不能等同于经济制裁。国家行使域外管辖权是国际关系中的正常现象,国家往往会在属地管辖权的基础上,依托相关连接点扩张域外管辖权,但这种扩张需要符合“真实合理联系”要求,否则便涉嫌违反国际法,损害国际社会正常秩序。

论私人执法下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条件——基于“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的逻辑关系

私人执法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区别于公共执法下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体现在私人执法需要考量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的逻辑关系以保护个人权利。目前对私人执法下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逻辑关系的厘定存在一定分歧,可以“必要条件假言推理”方法释明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之间的逻辑关系。域外管辖和域外适用两者之间并非“前提—结果”的“一对一关系”,域外管辖仅是域外适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故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需以属地原则为基础,确立“效果管辖原则”,对“效果管辖原则”作出符合属地管辖的扩大解释;明确域外适用“效果原则”中的“影响”为“实质影响”“直接影响”,其应受到最密切联系地“强制性规则”的约束;明确域外垄断行为诉讼主体及其权利,将诉讼主体区分为存在“直接交易关系”和“间接交易关系”的诉讼主体,厘清适格原告和适格被告,阐明原告享有的合同无效损失赔偿请求权以及被告享有的“公共行为抗辩权”“转嫁抗辩权”。

个人数据保护域外管辖的合理性原则

随着全球数据跨境流动的深入推进,各国在个人数据保护领域的域外管辖实践逐渐增多。合理性原则可作为国际层面协调各国解决域外管辖冲突的重要理论和方法论指导。立足于既有理论与实践,合理性原则可结构化阐释为形式上的可预见性要素和实质上的利益衡量要素。可预见性要素包括密切性和客观性标准,要求域外立法管辖的连结点符合密切性和客观性要求。利益衡量要素可分为直接和间接利益衡量,要求一国执法或司法机关在个案中衡量各连结点管辖国利益强弱,遵从更强利益管辖国管辖。直接利益衡量下,管辖利益强弱次序排列大致为数据控制者所在地、数据主体所在地、数据处理行为地与数据来源地。间接利益衡量作为直接利益衡量位序排列的纠正机制而存在,促进实质正义的实现。

跨境数据流动规制中的域外管辖扩张及应对--以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为视角

引言.域外管辖权在数据跨境流动中发挥着维护国家主权和规范数据自由流动的重要价值。为保护数据权益,欧盟颁布了影响力广泛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美国出台了促进数据跨境流动的《澄清合法使用域外数据法案》,上述规则的域外管辖条款颇具特色与争议。美欧域外数据管辖权扩张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涉外企业合规和域外数据治理带来相应挑战。中国需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域外效力制度,系统完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与域外管辖条款,发挥司法机关能动性,加强国际经贸合作,有效参与全球数据跨境流动治理。

域外管辖、“长臂管辖”与我国法域外适用:概念厘定与体系构建

域外管辖权是主权国家对其管辖范围外的行为或事项进行规制的权限,包括立法规制权、行政规制权和司法规制权,与域外效力内涵一致。当代国际法已形成判断域外管辖权是否合法的原则与标准。美国法律中的“长臂管辖”与国际社会诟病的美国“长臂管辖”存在本质区别,前者不涉及违反国际法的问题,后者则违反国际法。我国法域外适用包括三种具体情形,现阶段,中国学术界关注的我国法域外适用仅指国家权力机关对在域外发生的行为或事项在本国域内适用法律这一情形。当前,我国法域外适用体系已初步建立,未来应充分发挥国家治理体系优势,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维度统筹谋划、科学设计各项制度规则,为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有力的涉外法治保障。

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律域外适用研究——基于企业集团域外管辖视角

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境内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集团境外投融资活动种类日渐增多,投融资行为运作模式日趋复杂,加强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律域外适用显得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对法律域外适用定义进行阐述,分析了资本项目法律域外适用管理现状及存在问题,借鉴国内外相关部门经验,对资本项目外汇管理法律域外适用提出了相应建议。

域外管辖规则下的代表制度:欧盟GDPR的实践与启示

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域外管辖规则已成为各国立法的共识,而代表制度作为域外管辖规则的制度衔接,专门解决未在境内设立实体的境外数据控制者或处理者的法律域外执行问题。欧盟GDPR在全球范围个人数据保护立法领域具有标杆地位,对其代表制度的研究可为中国提供有益经验借鉴。不容忽视的是,代表制度存在实践利用程度低、执法成本高、执法实效缺乏保障等实施困境。对此,可以探索通过培育代表的供需市场、适当增加代表的责任承担能力予以纾解。中国应当正确认识中欧代表制度的差异,在后续立法中明确代表制度的功能定位,细化代表的职责,通过多种路径共同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律域外执行的实效。

我国跨境数据流动域外管辖的困境与对策

域外管辖权在跨境数据流动中发挥着保障数据主权与规范数据流动的重要功能。然而,检视我国跨境数据流动域外管辖权实践,发现其面临着域外执法管辖权滥用威胁、域外司法管辖权地位边缘化和跨境数据企业合规风险重重的困境。其症结主要在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的缺漏、“域”的理解分歧以及管辖权理念的国别差异。对此,可通过比较法经验的本土化予以因应。先抽象出以“合理性”“国际礼让原则”“多边主义”为内核的数据域外管辖权基本范式和基调转向。再结合我国数据法体系,从促进管辖权理念由“保守型”转向“进取型”,推动国内数据保护立法具化与扩张适用,加强国家间域外管辖权机制的协调与合作三个维度完善我国数据域外管辖权。

论美国域外管辖措施与我国阻断立法的完善

对于美国的域外管辖行为,各国纷纷在法律层面上进行回应。各国阻断立法的实践对我国的阻断立法机制以及国际性的阻断立法机制均有着借鉴意义。笔者对比研究了具有现代阻断立法代表性的欧盟的《阻断法案》及英国《贸易利益保护法》以及我国新出台的《阻断办法》的核心制度,认为我国《阻断办法》存在对象模糊、立法技术粗糙、执行力欠缺等不足,同时也缺乏实践应用,故笔者认为可以从时效性、制度落实、联合执法、国际合作等方面对我国《阻断办法》进行完善。

我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标准研究

我国新《证券法》第2条第4款增设了域外管辖条款,采用的是效果标准,要求达到“扰乱境内市场秩序”和“损害投资者合法权益”的效果。不可否认,效果标准有一定的优越性,但宽泛的表述使得效果标准具有模糊性,需要进行完善说明。当下,我国《证券法》正处在域外管辖的起步阶段,可以借鉴国外域外管辖的有益经验,构建符合我国现状的《证券法》域外管辖标准。

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orrison案中颠覆了由第二巡回法院创立的域外适用证券法的传统,转而采用"交易标准"。此后不久,国会在《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中又重新引入了"效果标准"和"行为标准",期望以此强化对境内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保护。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应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有限度地推行本国证券法的域外管辖,特别是应模糊证券法的域外管辖问题,将自主权赋予法院。同时,法院应充分考虑和尊重证监会的相关决定。

美国扩大美元交易域外管辖对中国的挑战及其应对

美元域外管辖的扩大使得多家中国企业、金融机构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因触犯美国单边经济制裁立法、《反海外腐败法》而受到美国制裁。在美国通过美元连接点扩大域外管辖的背景下,"去美元化"(De-Dollarization)成为一种趋势。随着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特别提款权货币,人民币将在国际结算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贸易中人民币被认为将成为美元的替代货币。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考虑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如何建立起配套的金融监管制度;同时,"去美元化"进程中中美两国利益的冲突、中国的战略选择也对我国立法者、政策制定者提出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研究美国基于美元交易建立域外管辖的立法、司法实践,将为我国完善金融监管立法带来思考与启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自我约束的单边方法和国际协调——以美国反垄断法域外管辖实践为视角

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常常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和对抗。围绕冲突和对抗的解决方法,国际上崇尚双边或多边国际合作和协调。然而,在多边合作和协调至今还只是人们良好的愿望,而双边合作和协调又受限于其适用效力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形下,单边自我约束方法虽然因其特征不是解决冲突和对抗的最佳方法,但国际实践的事实说明,它对于缓和冲突和对抗的确大有裨益。单边自我约束同时具有利已和利他两种价值取向,属于在两种相反的价值取向之间进行礼让平衡的方法,因此,它具有协调国家间关系的正面意义。当今国际形势下,单边自我约束方法是一国考虑以及处理与他国关系的常态。

对反垄断的域外管辖与国家主权关系问题的探讨

反垄断法是市场经济完善的国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法律制度。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反垄断的域外管辖权成为各国的必然选择。本文从国际法之国家主权理论出发,探讨了国家主权、国家主权之管辖权与反垄断法域外管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的三种主要观点,论述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应坚持国家绝对主权理论还是有限主权理论问题,提出了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应坚持的价值取向。

论“欧盟航空减排指令”的域外管辖问题及中国的对策

出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的,欧盟将航空业纳入了"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但"欧盟航空减排指令"的相关规定对第三国的航空器产生了域外管辖的效果,有侵犯他国主权之嫌。域外管辖问题在国际法上存在一定的争论,实践中各国往往基于不同的理由为其法律的域外管辖效果进行辩解。在"美国航空运输协定案"中,欧洲法院依据属地理由和"后果主义",试图维护"欧盟航空减排指令"之域外管辖效果的合法性,但其法律推理难具说服力,因而不能排除欧盟单边措施违反国际法的客观事实。依据国际法和欧盟法,中国可以从单边、双边和多边层面采取各种应对措施,以迫使欧盟改变其指令中的不合理规定。

效果标准基础上之反垄断法域外管辖的正当性分析

虽然不乏各种质疑,但依效果标准主张反垄断法的域外管辖权被证明有其正当性。正当性之一是随着贸易格局的变化,一国只有如此才能充分维护其国内竞争秩序;正当性之二是这一做法属于对属地管辖原则的扩张解释,两者在本质上是协调的;正当性之三是所谓域外管辖必然损害他国主权的认识只是一种假想,国际实践充分证明,国家间的主权利益是可以协调的。

中国企业在美国法院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域外管辖的法律分析--评析美国企业诉中国菱镁矿销售企业价格串通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案

为应对美国可能的反倾销指控,中国菱镁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协调出口最低价格。美国相关企业在美国法院起诉中国企业价格串通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中国企业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的域外适用和美国法院的管辖权。本文分析了中国企业可抗辩美国反托拉斯法管辖的理由,着重分析了"国家强制主义"理论以及中国企业在应对美国反倾销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可能的反托拉斯法的问题。

瑞幸事件与新《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

我国新《证券法》增设了“域外管辖”条款,监管部门能否据此对瑞幸事件进行管辖呢?在梳理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权适用测试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对于瑞幸事件是否适用我国新《证券法》的域外管辖权进行分析,同时就我国新《证券法》“域外管辖”适用测试标准提出相应建议。

金融监管域外管辖权问题研究及中国的对策分析

危机之后在欧美国家的立法改革中,多次涉及金融监管域外管辖权扩张问题,这事实上侵犯了他国的监管主权,损害了他国金融机构的利益,会带来国家间、地区间的金融监管权冲突问题。这些立法的域外管辖可能会对中国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和衍生品交易产生负面的冲击。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中资跨国金融机构必须重视欧美金融监管域外管辖权扩张对自身的影响,并积极应对,避免在监管冲突中使自身利益受损。

美国证券法域外管辖的最新发展及其启示

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Morrison案中颠覆了由第二巡回法院创立的域外适用证券法的传统,转而采用"交易标准"。此后不久,国会在《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中又重新引入了"效果标准"和"行为标准",期望以此强化对境内投资者和资本市场的保护。为建立国际金融中心,中国应汲取美国的经验和教训,有限度地推行本国证券法的域外管辖,特别是应模糊证券法的域外管辖问题,将自主权赋予法院。同时,法院应充分考虑和尊重证监会的相关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