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天津青年会外籍干事的日常生活(1895—1911)

清末,外籍干事作为天津青年会的管理者,身兼外籍教师、传教士、学者等社会角色,同时,作为“常人”,具有在日常生活中衣食住行等方面的需求。在天津的外籍干事居市井、食中餐、乘人力车、说汉语,面向中国民众开展各类世俗性活动,皆是主动适应地方社会、本土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背后有宗教精神作支撑。因清末基督教在华处境的边缘性,外籍干事的布道策略更趋间接性和隐蔽性。其日常生活既是西方来华群体在华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更是管窥中西文化调适与应对的缩影。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自治问题研究——以1930年特别调查事件为中心

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自治问题的研究绕不开与青年会北美协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其权势转移问题。因资料等方面的限制,以往的研究对此未予以充分重视。近年来,在海内外学者的探索下,大量与中国青年会有关的英文档案和干事报告、通信材料被发掘出来。本文主要运用这些中英文资料,试图从1920年代中后期中国青年会经济自养、人事自治角度,以1930年特别调查事件为中心,揭示这一时期中美青年会之间关系的真实面相。

走向自治:从“洋头华心”到“华头华心”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

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对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造成巨大冲击,同时刺激着青年会要求自治的理想。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国青年会的身份危机浮出水面,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为了澄清社会各界对其产生的质疑,不得不立即处理与美国青年会的关系、解决在华外籍干事的身份等问题。以余日章为代表的中国青年会领袖面对外籍干事的激烈争论和无声抗议,进行了果断抗争和积极斡旋,最终在自治权的争取中获得了初步的胜利。中国青年会与北美协会的权力交割问题不仅体现出'争'的一面,而且难能可贵地展现了'和'的一面;中国青年会领袖对自治理想的坚定追求值得肯定,但他们立足实际的难言之隐同样应该得到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