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群体信任、跨界活动与创业者成功

跨界活动的本质是知识的流动过程,创业者常借助参与跨界活动以实现拓展社会关系网络及获取关键、稀缺性资源等目标,而跨界活动对创业者成功的作用及影响因素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社会心理学与资源拼凑理论,通过实地访谈与问卷调查,探索外群体信任、跨界活动及创业者成功等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在外群体信任较高的情况下,创业者更乐于参与跨界活动;跨界活动可以通过经济回报、心理满足感与社会地位等方面对创业者成功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本文有助于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认识创业者的跨界活动行为,也有助于从资源拼凑理论视角认识外群体信任与跨界活动对创业者成功的影响,并对相关主体制定政策或指导创业实践活动提供了经验证据与启示。

文化会聚主义视角下文化理念与外群体信任的关系研究

文化会聚主义指出认识文化与心理互构过程的关键在于将文化视为影响人们心理与行为的动态性、情境性影响因素,而非固化的、持久不变的影响过程。在该视角下,每一种文化都不是独立发展起来的。在理解如何改善群际关系的过程中,试图探究人们对多种文化理念的认同是否在群体间互动的积极或消极结果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外群体信任又是不同群体交往间研究的重要课题。通过问卷调查法探讨了文化会聚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和文化色盲主义与外群体信任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持有文化会聚主义理念的个体会对其他民族群体成员表现出更高的信任程度,后续研究可从研究群体、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群际信任的增进:社会认同与群际接触的方法

群际信任是衡量群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尺度。群际信任指人们在群际互动中对其他群体成员的行为或意向做积极预期而且愿意承受相应的风险,这种信任主要是由群体成员所属的社会身份所决定的,表现为内群体成员对外群体成员的信任。影响群际信任的因素包括社会群体身份及其表征和群体之间的接触经验,增进群际信任的方法主要包括社会认同与群际接触两大类方法。未来的研究需结合已有进展和社会现实问题对中国的群际信任问题及增进方法进行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创业正规化是促进农民创业融入现代农业产业、创造规模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石。现有研究大多从正式制度视角探讨创业正规化,忽视了宗族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作用。鉴于此,基于制度理论,利用地区族谱数量测度宗族文化,探究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影响,并探讨了内/外群体社会信任的中介作用和数字化水平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宗族文化抑制了农民创业正规化;内群体社会信任和外群体社会信任在宗族文化与农民创业正规化关系中均发挥了中介作用;进一步地,数字化水平削弱了宗族文化对农民创业正规化的抑制作用。研究结论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拓展了农民创业正规化的理论认知,并为农民创业实践和地区乡村振兴进程提供了重要借鉴。

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影响

本文利用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5)的调研数据,综合运用因子分析方法和OLS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与情况对老年人社会信任的具体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老年人的社会信任包括一般化信任和特殊化信任,通过因子分析发现,老年人的特殊化信任可以分为内群体信任和外群体信任两种类型;第二,基于OLS回归分析发现,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对老年人的一般化信任、内群体信任和外群体信任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基本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对老年人内群体信任的影响程度最高,对老年人一般化信任的影响次之,对老年人外群体信任的影响程度相对较低。本文认为,为提高老年人社会信任水平,政府应加快实施全民参保计划和提高养老金水平以保障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此外,还应当加强对老年人精神生活的关怀,逐步降低老年人的相对剥夺感,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感、幸福感和公平感,全面保障老年人的身心健康。

东道国社会信任能降低企业跨国经营的不确定性吗?——以海外子公司所有权结构设计为例

理解东道国制度环境并选择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方式对企业跨国经营获得成功具有重要影响。现有文献侧重于分析东道国规制制度和认知制度对企业跨国经营的影响,对规范制度研究较少。基于来自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东道国社会信任数据以及中国上市公司2009—2018年在海外设立的6 921个子公司的数据,本文探讨规范制度的核心维度——东道国社会信任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对海外子公司的管控。本文提出东道国外群体社会信任和内群体社会信任影响企业跨国经营所面临的交易成本和不确定性,进而影响母公司对海外子公司的持股水平。此外,文化距离和母公司跨国经验是东道国社会信任效应的重要边界条件。本文通过揭示东道国社会信任影响海外子公司管控的理论机理,不仅增进了人们对于规范制度及其对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影响的认识,还对企业评估东道国规范制度环境、科学地设计海外子公司的所有权结构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