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理解和应对利用外资规模下滑

2023年以来,我国吸引外资出现净流出及使用规模下降,引起了较多猜测,负面影响比较大,需要及时判明原因,并有效加以应对。我国一直高度重视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积极吸引和有效利用外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现快速发展的重要经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吸引和利用外资工作,多次作出重要论述,强调要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大稳外资力度,大力促进外商在华投资。

外资美妆巨头向“下”瞄

近年来,中国推出的一系列稳经济、促开放、引外资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为吸引外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商务部数据显示,2024年前两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7160家,同比增长34.9%,为近5年来最高水平,充分体现了外资看好中国市场机遇。美妆行业是外资品牌进入中国较早领域之一。

新时代:中国利用外资再出发

当前,我国利用外资进入新发展阶段,需要我们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通过吸引外资实现全球资源高效配置,将成为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使命。当前,我国利用外资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不同的发展环境和任务。2023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扩大开放推动改革的新要求,对我国利用外资做出系列部署,强调放宽市场准入,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通过吸引外资实现全球资源高效配置将成为新时代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使命。

中国最早的利用外资 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的历史作用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开启了中国吸收外国资本投资的历史,是中国国际投资史的开端和最早的外资流入,也是中国对外开放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重要里程碑,具有重要的经济历史意义和学术研究价值。广州商馆设立的背景1.“四口通商”与东印度公司在华贸易发展商馆有时也称商行或洋行,是清朝和民国时期外国企业在中国投资设立的主要从事贸易、金融、商业、矿业或航运等业务的机构。

从省域视角看外资流入与经济增长

改革开放之后,外资流入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实证研究发现:外资流入促进经济增长;外资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按照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的顺序依次提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需要更大力度引进和利用外资。改革开放之后,外资流入是伴随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特征。从1979年开启改革开放进程,中国不断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在不断探索实践中,形成了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内陆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多部门将更大力度吸引外资

2月5日,国新办举行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会议指出,今年各部门将重点围绕法治化营商环境,推动出台政策性文件,促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同步发力,解决一批法治化营商环境中的突出问题。特别是针对外资企业关注的市场准入、产业合作等议题,将推动出台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继续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推动国际产业投资合作,持续提升我国对全球要素资源的吸引力。

国常会提出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

6月26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指出,外资企业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加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明确要深化重点领域对外开放,落实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清零”要求,推出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举措。要优化政策实施,一视同仁支持内外资企业参与大规模设备更新、政府采购和投资等。

创新渠道吸引外资放大招

成功引进世界500强企业韩国SK集团在澄海区投资新材料项目,引进华润电力风电项目、立讯控股电子信息产业中心项目,香港东兴亚太控股、香港丽达集团投资建设的项目都已投产运营……近年来,汕头坚持扩增量、稳增量、提质量,全力稳住外资基本盘,通过创新外资引进渠道,吸引外资投向新能源、新材料等重点领域,促进存量外资企业利润再投资。

更大力度吸引利用外资 24条措施切实增强外资企业获得感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行动方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期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有关情况。国家发展改革委秘书长伍浩说,行动方案的出台再次表明我国对吸引外资工作的高度重视,以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强与世界经济良性互动、以实际行动增强境外投资者投资中国的信心。

“双循环”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效应评估

受日趋复杂和严峻的外部环境变化冲击以及内部传统低成本优势不断丧失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利用外资虽面临挑战,但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下滑相比却成功实现了“逆势上扬”,其根本逻辑在于“双循环”能够形成吸引外资的新优势。具体而言,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下的产业配套能力提升和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更高开放水平下的国际循环畅通以及二者的相互作用,高度契合了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跨国公司布局全球生产网络,尤其是布局高端生产环节和阶段的现实需求,在利用外资上即表现为“稳中提质”。在创新性地对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行定量和有效测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的计量检验结果证实了上述理论预期的正确性,即“双循环”能够显著促进利用外资“稳中提质”,并且主要通过更加畅通的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及其二者相互促进的机制发挥作用。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和中国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后,为充分发挥外资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中国应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超大本土市场规模优势,在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和制度创新的同时积极参与全球生产网络和价值链分工体系,以形成利用外资“稳中提质”的新优势。

在华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影响及应对策略

近年来,部分行业的外资企业外迁有所增加,引发了社会各界比较广泛的关注。外资企业外迁的动因涉及综合商务成本上升、国际环境和地缘政治影响、其他国家营商环境与招商引资吸引,以及国内企业竞争等多重因素。对外资企业外迁的利弊要综合分析,既要看到外迁带来的外贸出口份额减少、对GDP和税收增长的不利影响、给社会就业带来的压力等消极影响,也要看到外迁对国内产业转型升级和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一定积极作用。针对部分行业外资企业的外迁现象,建议相关政府部门采取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进一步落实“负面清单”、鼓励外资企业在国内异地搬迁转移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外资企业外迁的数量与规模,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出更大的推动作用。

外资进入与女性就业——基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

在中国性别就业差异逐渐扩大的背景下,探讨吸引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能否为提高女性就业比例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提供新的动力,对实现中国劳动力市场性别平等、共享对外开放成果至关重要。基于1998~2021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和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库,从就业率和性别工资差距的双重视角出发,实证分析外资进入对中国女性就业的影响及其机制,并考察外资进入速度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异质性分析表明,以独资方式进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来自欧美国家的外商直接投资更有助于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同时,外资进入对女性就业的积极作用在私营内资企业、高性别平等化地区、东部地区以及第三产业中影响更大。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增加市场竞争程度和促进技术进步是外资进入能够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主要渠道。从调节效应上看,过快的外资进入速度减缓了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积极影响。因此,应通过完善市场竞争机制、提高企业技术水平、合理把控外资进入速度等措施,充分发挥外资进入对提高女性就业率和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重要作用。研究结果为促进女性共享对外开放成果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思路。

论外资立法的国内法国际化原则

国家外资立法是衡量一国对外开放程度的重要标志,应当遵循“国内法国际化”原则。该原则要求国家在制订和实施国内法时遵守国际规则,也可以让国内法对国际规则产生影响。全球治理格局已经变化,国内法性质的外资立法面对国际上性质不同、程度差别的投资竞争性规则,亟需坚持“立基于整体、从个体切入”的共同体利益。一方面,国内外资立法的健全和实施不能忽略国际规则,也应科学合理地设定东道国的“剩余控制权”;另一方面,还应坚持国际上的义利平衡和兼顾,在关键议题上把握高水平与适应性、渐进性之间的均衡,以此形成对国际公法产生影响的中国方案。

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

在数字革命背景下,数字政府已经成为高质量利用外资的重要增长极。基于FDI质量视角,结合国脉网提供的电子政务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政府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振创新能力与产业结构升级三种渠道显著促进了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数字政府对长三角高质量利用外资的促进作用会因税收规模、智慧城市建设以及开放程度而表现出一定差异;数字政府有利于促进长三角利用外资“稳中提质”。这些结论对长三角推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外资进入促进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吗?——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经验证据

外资进入是否改变了中国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贸易数据库在刻画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动态演进基础上,探讨了外资进入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模式的影响。研究表明:2000—2013年中国企业上游嵌入度不断提升但程度较小,下游嵌入度相对较大却持续下降,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整体为负但攀升态势明显;外资进入推动了企业上游环节的嵌入度,对下游环节嵌入度产生明显锁定效应,整体上外资进入的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效应表现出显著负向作用;一般贸易企业、外资企业、劳动密集型及低技术水平企业同行业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地位负向效应明显;进一步的动态效应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外资进入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表现出显著动态抑制作用,会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对企业全球价值链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从而有利于缓解外资进入的全球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利用外资事业:成就、经验与未来展望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利用外资事业蓬勃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文章全面总结分析了十余年来我国利用外资规模、结构与质量提升的显著成效,概括梳理了外资法律建设和监管模式的巨大变化及取得的重大突破,具体阐述了营商环境优化带来的重要成果,并系统研究了产业领域对外资实施的大幅度和跨越式开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积极开展制度创新,着力打造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各级政府积极优化营商环境,切实为外资企业排忧解难,发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引领作用。展望未来,应从服务业负面清单缩减、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中西部地区优势开发、营商环境优化、制度保障建设等几个方面持续发力,以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资,通过推进利用外资事业的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经济迈上新台阶。

外资持股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一、引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流动越发自由。不少学者认为外资进入会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管理经验,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正面的影响。中国也相继推出了众多的政策来应对和吸引外资进入,国家对于外资引入更加的重视。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公布的《2022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累计吸收外资1810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同时是发展中国家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如此庞大的外资流入,势必会对外资企业或中外合资企业在中国的经营行为与作用产生影响。

外资股东愿意参与精准扶贫吗?

精准扶贫是近年来中国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特殊表现形式,以201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外资股东与精准扶贫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外资股东愿意积极地参与精准扶贫。具体而言,与没有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相比,有外资股东的上市公司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与精准扶贫投入力度都更大,而且外资股东数量越多的上市公司,其参与精准扶贫的概率与精准扶贫投入力度也更大,这一结论在控制了稳健性因素与内生性因素同样成立。不同情境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外资股东对精准扶贫的推动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低制度环境地区、低股价崩盘风险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结论提供了外资股东对精准扶贫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精准扶贫影响因素的研究视角。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与全球生产网络——基于内外资企业异质性视角

在逆全球化与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区分内外资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的不同角色地位,以及有效应对不确定性贸易政策带来的冲击,对于探索内外资企业的差异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反倾销发起方和非涉案方(第三方)视角,采用能够反映内外资企业异质性的AMNE数据库,考察反倾销引致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内外资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以反倾销调查衡量的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促进反倾销发起方及非涉案方的外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攀升,其中对发达国家、制造业与反倾销发起方境内的外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促进作用更显著;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发起方及非涉案方的内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产生负向影响,其中对发展中国家、非制造业与反倾销非涉案方境内的内资企业生产网络地位抑制作用更显著;被调查国的OFDI会增强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对外资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正向效应以及对内资企业全球生产网络地位的负向效应。

外资立法的投资便利化创新之路

历经WTO成员方多年努力,由中国倡导并助推,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突破——非贸易领域的投资便利化协定应运而生。这不仅预示着国际投资法的聚焦已从投资自由、投资促进、投资保护等传统领域,转向投资便利化这一新型议题,投资便利化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一种新趋势,还标志着中国在多边机制尝试设置议题、推进议题、提供公共产品、抵御任何脱钩断链的重大突破。在此背景下,中国签署的双边投资条约作为外资立法的延伸,其升级的动力机制已经形成,理应在透明度、简化程序、投资争端预防机制等方面形成合力。与此同时,国内立法作为履约机制的重要载体,更应注重国内行政程序简化的自身改革,加快电子政务的创新力度,与双边投资条约形成“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作为改革开放先行区和制度创新试验田,海南开创国际投资“单一窗口”,期冀先行先试、以地方立法“星星之火”,为各地投资便利化形成“燎原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