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外资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条约的衔接

外资安全审查可能违反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承担的保护义务,而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未必能完全排除外资安全审查的违法性。为合理地弱化外资安全审查的不确定性,实现投资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衔接外资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条约可以从外国投资治理、可持续安全和区域安全法治合作等方面着手进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我国新发展阶段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应综合运用国内法、国际条约和区域规则,构建外资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条约衔接协调的规则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

拜登政府时期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特点与发展趋势分析

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是一项由美国率先提出,并普遍被发达国家接受的制度工具,其初始目的是保障本国正当安全利益。但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背景下,这一制度正逐渐沦为某些国家遏制对手、阻碍全球技术发展的霸权工具。2021年1月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这种趋势开始愈发凸显,外资安审制度的针对性更强、内在逻辑也更清晰,对我国的影响也更为直接,亟须认真分析、科学应对。

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中美比较——以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中的“受管辖交易”新规为例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外资安审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其完备的制度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尤其是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简称FIRRMA),对全球经济带来震动。FIRRMA对美国外资安审制度中的“受管辖交易”作出重大变革:拓宽具体范围、增设辅助判断的指导性案例、细化不确定性描述、强调国别针对性、引入强制申报程序联动“受管辖交易”。上述改革措施虽然表明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违反非歧视原则、外资安审制度沦为政治工具,但仍因其增强了“受管辖交易”的确定性而有可借鉴之处。基于此,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中的审查范围可从以下四点完善:一是明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中“应当”主动申报的制度定位,打破实践中建议外资安全审查作为投资前置性程序的误区。二是继续保持定力,立足于本国国情,保持当前审查范围,持续吸引外资。三是明确外资安审制度的法律性内核,贯彻非歧视原则,展现大国担当。四是细化我国“重要领域”等识别指南,提供具体参考示例,以非穷尽式列举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提高外资安审的透明度,为促进全球投资环境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

发达经济体外资安全审查机制演变趋势、影响及应对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发生后,发达经济体加速引入新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其实质是以“国家安全”为由的国际投资保护主义,给全球经济带来“慢全球化”现象,加剧地缘政治风险,引起全球直接投资重新分配,中国的对外投资合作因此面临严峻挑战。为应对这些负面影响,中国需积极参与国际投资规则的讨论与制定,完善海外投资国别风险管理体系,优化营商环境,引导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韧性。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新趋势的中国因应

在欧盟及其成员国普遍收紧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趋势下,梳理其演进和核心内容,评估其对我国投资的影响,提出“新趋势”的因应策略,对完善我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推动重启中欧投资协定谈判以化解政治风险均具有积极意义。近年来,美欧等国家相继提升了外资安全审查的强度,典型例证包括--2017年英法德三国对原有的外资安全审查机制进行修订。

欧盟对我国国有企业外资安全审查的歧视性待遇及其对策研究

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外资安全审查领域对中国国有企业实施了诸多歧视性措施,具体表现为:立法中,《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在审查范围和对象方面特别设立“中国条款”;实践中,安审机构将我国国企的投资直接推定为具有政治目标的行为,以及外资安全审查的过程缺乏透明度等。究其原因,欧盟立法的敏感性与其在对等准入待遇方面的质疑和我国国企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因。对此,应当在国家层面利用双边条约规范欧盟安全审查行为,消除其在投资互惠待遇方面的疑虑。同时,我国国企也可以援引资本自由流动和设立自由原则应对安全审查,积极寻求东道国当地司法救济,并深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规避东道国安全审查的敏感领域。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政治化趋势及我国的法律应对

自2010年以来,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特征和针对中国的外资歧视。从法律角度分析,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政治化的具体表现为:审查标准模糊,差别审查成为常态;审查权限扩大,审查权力几乎集于总统一身;程序规制减弱,审查过程任意性的问题突出。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政治化对我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了障碍,但同时也损害了CFIUS的合法性。我国应通过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对话、推动外资安全审查国家立法等方式应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政治化的不利影响。我国企业应在交易规划、交易过程及缔约过程中充分利用现有的法律博弈空间,降低外资安全审查的政治性风险。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迁、修改及影响——以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

与以往数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近期中美贸易战从传统的贸易摩擦向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领域扩散。本文以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为背景,探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渊源、修改背景、内容及影响。本次修改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背景,内容涉及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诸多方面,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对美方而言,外国和跨国公司对美国净投资有所下降,全球商业中心地位削弱;对中方而言,安全审查成为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施压工具,中方赴美投资难度加大,美方行为引起他国效仿,引起连锁反应等。针对修改内容,本文就如何应对变化提供以下对策:继续扩大开放、加强法案解读并寻求应对策略、借鉴他国应对经验、加强企业公司治理和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外资安全审查加剧背景下中国OFDI面临的挑战及对策——以日本规避美国投资壁垒的经验为借鉴

近年来,以美国和欧盟为首的发达国家对中国企业的外资安全审查加剧,并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连锁反应,使中国对其技术领域的OFDI严重受阻。如何有效规避投资壁垒,摆脱技术获取受制于人的困境,对于推动中国企业顺利“走出去”至关重要。文章首先梳理了美国和欧盟外资审查机制的现状、特征与趋势,分析了其对中国企业OFDI的短期和长期影响;其次,总结并借鉴了日本成功规避美国投资壁垒的经验;最后,从政府和企业层面提出了中国的应对之策。面对美欧等发达国家技术“脱钩”的合谋行为,中国需从如下六个方面进行应对:加强政府沟通和舆论阐释,淡化东道国敌对思维;谙熟安全审查条例,注重投资策略灵活多变;健全OFDI配套政策体系,提升投资风险应对能力;把握疫情下新机遇,强化双方利益纽带;开展第三方科技合作,优化外资优惠政策;攻坚核心技术,提高科技硬实力。

欧美外资安全审查趋严对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警示

近年来,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地位日渐提高。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出于国内经济发展、国家安全保护等考量,逐渐加严外资安全审查。本文首先梳理欧美外资安全审查趋严的主要表现,进而从我国企业海外投资数量、领域、成本等方面分析安全审查趋严的具体影响,进一步提出应对国际外资安全审查加严的具体策略。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改革中的数据安全审查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数据呈现爆发式增长并且海量集聚,对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人民生活都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数据安全已成为事关国家安全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挑战。美国近期在外国投资安全审查制度改革中重点关注了数据安全风险并进行了针对性制度设计。本文将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改革中的数据安全审查规定做一梳理,以期为我国数据安全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有益参考。

德国的外资安全审查与中企在德并购面临的新挑战

近年来中国企业在德国迎来了并购热潮,德国企业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成为吸引中国企业的重要因素。但从2017年开始,德国政界对待外资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尤其对中国投资的疑虑加重。德国联邦政府逐步收紧外资审查条件,严控外国企业在德国敏感行业的并购,中国企业赴德并购面临新的挑战。本文聚焦德国政府最新的外资安全审查措施,从企业经营、政策以及社会舆论三个维度分析中国企业收购德国企业的三个案例,以研究德国外资审查趋严背后的逻辑,并为中国企业提出相应对策。本文经过分析指出,德国政府一系列外资安全审查措施虽未提及中国,但从政策内容到具体实施,主要的针对目标都指向中国企业.如今在德国敏感行业的并购上,政策因素对交易的影响增大。在德投资的中国企业应提前了解当地法律,聘请专业团队,并在必要时调整交易结构以降低政策风险。

美欧强化外资安全审查及其影响

近年来,美欧通过扩大安全审查范围、引入反规避措施、对审查标准要素化等措施,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法律制度。美欧此举旨在使保护主义政策正当化和法律化,优化监管部门组织机构并提高其审查能力,保障自身战略利益,强化在外资监管上与“志同道合国家”的合作。美国强化外资安全审查政治动机明显,欧盟则侧重于填补外资审查机制的法律漏洞。为应对美欧相关政策调整的冲击,中国企业应准确评估安全审查制度功能异化风险,在交易安排中纳入安全审查法律风险防控条款,对具有政治驱动性的审查决定寻求法律救济,中国政府则应大力推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动向与国际投资保护主义

2018年和2019年美国相继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及其试点计划和具体实施规则,这是美国自2007年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后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的首次全面性改革,其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和审查权限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呈现出投资保护主义特征,不仅增加了中国投资者赴美投资的风险,而且使中美投资关系面临挑战。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动向,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加强沟通,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鼓励投资者调整投资战略和时机,利用缓解措施提高审查通过率,积极探索法律救济渠道。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下的投资壁垒与中国企业的应对策略

随着美国展开对华战略竞争,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表现出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政策意图。通过考察美国外资安全审查的规则与实践可以发现,CFIUS以“国家安全”为由进行审查并不等于阻止交易,审查结果存在批准、限制和否决三种形式,分别对应外国投资完全准入、有条件准入和完全禁入三种交易结果。从交易结果与企业付出的事前交易成本两个维度,可进一步测量因美国外资安全审查而产生的投资壁垒水平。为管控政治风险、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应重视在安全审查正式开始前与CFIUS进行沟通和协商,提前准备缓解协议、评估协议可行性与执行成本,并在交易推进成本过高时考虑及时撤回申报。面对美国强化对华“竞争”、新冠肺炎疫情、全球价值链重组等不确定因素,中国企业需立足国内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走出去”保留充足动力。

德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特征、影响及我国应对举措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双向投资为加快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欧美等发达国家愈加趋紧的外资安全审查为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带来了重重障碍。其中,自2017年以来多次收紧外资安全审查的德国,成为率先加强外资控制的欧盟成员国之一,对于中资企业的投资活动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章从发展脉络、审查部门、审查范围、审查程序几个方面,对德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进行梳理并发现,其具有审查要求更为严格、审查行业不断扩充、审查门槛持续降低、中资企业指向明确、审查期限逐步延长等特征趋势,对中资企业赴德投资产生了五大影响——打压投资信心、限制投资领域、构成投资障碍、关注国有企业、加剧投资不确定性。为了实现中德乃至中欧未来的投资合作良好发展,文章提出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应对:加强投资研判,增强风险防范意识;留意关键领域,积极应对审查;关注政策变化,优化股权结构;规范主体行为,发挥民企优势;加强对外沟通,秉持长远谋略。

国际视角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的新发展及其因应

2017—2021年欧美部分发达国家修改外资立法,在诸多方面升级了外资安全审查措施,形成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从其外资立法修改的动因来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将成为这些国家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工具,给我国境外投资及全球战略带来较大挑战。文章梳理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不断升级的历程,阐释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较早先版本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升级对我国境外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投资者两个层面提出多维度的因应策略,以期缓解我国境外投资被围困的局面。

美国近十年外资安全审查重点和趋势简析

本文回顾了近十年(2005-2014年)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情况,从与外商直接投资(FDI)的关系、审查阶段、审查大类与细分行业分布、国别数据等多个维度进行了较系统、全面的分析,对美国财政部主导的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外资安全审查的行业重点与发展趋势进行剖析并作出预判;同时,结合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遭遇安全审查并形成实质性阻碍的现状和"走出去"战略实施方向,提出进一步客观认识和分析美国外资安全审查机制与风险识别的几点看法。

欧盟及其成员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改革与中国的应对策略

从2017年开始,西方国家陆续启动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审查改革。本文概述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德国和英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改革情况,分析改革的特点和影响。欧盟及其主要成员的外资安全审查改革,特别关注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具有外国政府背景的投资者,呈现出日益收严的对欧投资趋势。受限于其体制因素,欧盟的外资安全审查仍存在制度性“洼地”。我国企业应密切关注欧盟及其成员国外资安全审查改革进展,做好法律筹划。我国政府应适度扩大投资领域的对外开放,并借鉴欧盟国家的外资安全审查经验,提升对我国敏感行业外商投资的事中、事后监管能力。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逐步收紧,特别是201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以及2020年发布的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大了外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风险。了解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及其发展近况,可为企业赴美投资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