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资审查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的影响与对策

美国为增加对华经济博弈和谈判的筹码,加速推动外资审查制度的改革,出台《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以强化外资监管。本文以美国外资审查制度设计为切入点,分析外资审查制度改革对中国企业赴美投资产生的负面影响,研究发现 2017 年以来中国企业赴美投资规模显著下滑和投资交易频频受阻。基于此,中国政府和企业需要积极应对不利影响,应全面了解美国外资审查新制度、加快推动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的谈判并提前评估赴美投资的法律和监管风险。

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与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

近年来部分经济体以国家安全为由,修改并强化了外资审查机制,给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活动带来新的严峻挑战,但目前文献对相关影响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文章采用2007~2021年期间中国企业在海外开展并购的微观数据,结合2023年Danzman和Meunier构建的PRISM数据,考察东道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影响。实证发现:(1)东道国的外资审查机制显著抑制中国海外并购规模,这一结论在考虑一系列可能干扰估计结果的因素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外资审查制度会通过增加并购交易成本、增加并购不确定性、间接威慑三种渠道抑制中国企业的跨境并购;(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跨部门审查、低审查门槛、欧盟国家和美国以及高科技行业中,外资审查机制对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

西方国家外资审查制度的“逆全球化”趋势及中国的对策

当今世界经济格局正发生剧烈变化,国际投资活动持续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受阻。在此背景下,美国、欧盟、澳大利亚分别通过颁布《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条例》和《2020年外国投资(保护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改革法》对各自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了趋于收紧的转变,并表现出单边主义、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受国际投资“逆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中国高新技术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加剧,国内产业结构优化的进程放缓。目前,我国正步入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新时期,为应对西方国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转变带来的负面影响,应当在实践中完善外商投资以及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而在法律的制定中,要进一步强化概念的澄清和规则的细化,保障立法的前瞻性和可预测性;同时要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带来的契机,构建新时期符合我国国情的开放型经济的新体制和新发展格局。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变迁、修改及影响——以近期中美贸易摩擦为背景

与以往数次中美贸易摩擦不同,近期中美贸易战从传统的贸易摩擦向投资政策、产业政策和非市场经济地位等领域扩散。本文以2018年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为背景,探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历史渊源、修改背景、内容及影响。本次修改有其特定的经济、政治和法律背景,内容涉及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等诸多方面,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造成负面影响。对美方而言,外国和跨国公司对美国净投资有所下降,全球商业中心地位削弱;对中方而言,安全审查成为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施压工具,中方赴美投资难度加大,美方行为引起他国效仿,引起连锁反应等。针对修改内容,本文就如何应对变化提供以下对策:继续扩大开放、加强法案解读并寻求应对策略、借鉴他国应对经验、加强企业公司治理和推动双边投资协定谈判。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的比较研究

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我国在规范各自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设计中既体现了不同国家对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侧重点,也反映出各国关于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趋同性。当前,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已走上制度化、体系化道路。外资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审查的具体判断标准和具体的执行模式应当成为该制度的三大支柱。应坚持以国家安全为根本原则、以产业有序竞争为基本目标,从审查范围、审查判断标准以及审查程序等多角度完善我国的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动向与国际投资保护主义

2018年和2019年美国相继出台了《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及其试点计划和具体实施规则,这是美国自2007年通过《外国投资与国家安全法》后对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的首次全面性改革,其审查对象、审查程序和审查权限都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并呈现出投资保护主义特征,不仅增加了中国投资者赴美投资的风险,而且使中美投资关系面临挑战。中国应密切关注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动向,利用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加强沟通,推进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鼓励投资者调整投资战略和时机,利用缓解措施提高审查通过率,积极探索法律救济渠道。

国际视角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的新发展及其因应

2017—2021年欧美部分发达国家修改外资立法,在诸多方面升级了外资安全审查措施,形成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从其外资立法修改的动因来看,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将成为这些国家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竞争的工具,给我国境外投资及全球战略带来较大挑战。文章梳理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不断升级的历程,阐释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较早先版本的主要特征,进一步探讨了外资安全审查制度3.0版升级对我国境外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和投资者两个层面提出多维度的因应策略,以期缓解我国境外投资被围困的局面。

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新发展及启示

近年来,美国的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在实际适用的过程中逐步收紧,特别是2018年出台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以及2020年发布的实施细则中的相关规定进一步加大了外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风险。了解美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及其发展近况,可为企业赴美投资的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欧盟对我国国有企业外资安全审查的歧视性待遇及其对策研究

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外资安全审查领域对中国国有企业实施了诸多歧视性措施,具体表现为:立法中,《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在审查范围和对象方面特别设立“中国条款”;实践中,安审机构将我国国企的投资直接推定为具有政治目标的行为,以及外资安全审查的过程缺乏透明度等。究其原因,欧盟立法的敏感性与其在对等准入待遇方面的质疑和我国国企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因。对此,应当在国家层面利用双边条约规范欧盟安全审查行为,消除其在投资互惠待遇方面的疑虑。同时,我国国企也可以援引资本自由流动和设立自由原则应对安全审查,积极寻求东道国当地司法救济,并深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规避东道国安全审查的敏感领域。

德国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新近改革介评

德国接连于2017年和2018年对其外资安全审查制度进行了修订,进一步提高外资并购门槛。这两次修订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近年来对德国高科技领域企业收购迅速增长的限制。2018年,德国首例基于公共秩序与安全问题而对外商投资并购予以禁止的案例的出现,更是验证了德国政府对中国投资德国企业的战略担忧与审慎的态度。在当下贸易投资的保护有所加强的国际背景下,拟通过并购德国企业模式进行转型升级的中国企业不仅应密切关注德国《对外经济法》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做好应对预案,以防范法律风险,更应转变思路,通过自主研发加国际合作的模式进行转型升级。

国务院:建立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了《关于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决定建立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安全审查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具体承担并购安全审查工作。并购安全审查的范围包括: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军工及军工配套企业,重点、敏感军事设施周边企业,以及关系国防安全的其他单位;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关系国家安全的重要农产品、重要能源和资源、重要基础设施、重要运输服务、关键技术、重大装备制造等企业,且实际控制权可能被外国投资者取得。

欧盟外资安全审查制度变革下中资企业赴欧投资的挑战与法律应对

2019年出台的《欧盟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框架条例》及系列配套文件构建起了欧盟国家的双重外资安全审查制度,《条例》的内容对中国具有较强的针对性。该制度的建立,给中资企业赴欧投资带来了诸如投资难度增加、商业秘密泄露风险提高、司法救济途径阙如等挑战。对此,我国可以从企业和国家两个层面作出应对。在中资企业层面,建立内部全链条式投资监管制度,善于运用欧盟现有投资者救济途径,改变投资策略与他国投资者进行联合投资。在国家层面,积极推动《中欧全面投资协定》的签署,增加投资便利化措施保障投资者权益。

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及我国的应对——以“国家电网收购澳洲电网案”为视角

《中澳自贸协定》生效后,中国投资者赴澳大利亚投资更加便利,但是澳政府拒绝中国投资申请也时有发生,"国家电网收购澳洲电网案"即为一个典型的案例。因此,准确理解澳大利亚外资审查制度并顺利通过审查,对于投资者而言尤为重要。澳大利亚的外资审查以"国家利益测试"为标准,特点是开放,灵活度和透明度都较高,但同时也应注意到公众舆论对于外资审查的影响。为顺利通过澳大利亚外资审查,提出两点应对策略:国家层面,中国政府可以与澳大利亚政府不断沟通,增进理解,强化互信;投资者层面,可以对照国家利益测试主动提交报告以打消政府顾虑,并且重视舆论,积极应对。

CFIUS审查制度变化及应对策略

本文阐述了CFIUS审查制度的变化、内涵以及CFIUS审查对中国企业赴美国投资的影响,分析了未来全球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的发展方向,提出了应对策略:规范企业对外投资行为,引导企业理性对外投资;规范部分媒体和民间智库的对外交流活动;加强企业合规管理,不刻意规避安全审查。

农业产业安全观下外资品牌控制的法律对策

随着外资大举进军我国农业产业,加剧了对我国农业企业的品牌控制,损害了我国农业产业控制力,进而威胁到我国农业产业安全。我国应在维护农业产业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外商投资前相关外资品牌控制防范法律法规的完善、规范品牌评估制度的管理、健全外资并购农业企业安全审查制度、构建知识产权预警机制,明确外商投资中品牌权属的界定、保留品牌所有权及新知识产权,重视外商投资后品牌的有效使用及外资违约责任的承担,从而推动农业企业品牌的保护由策略向战略方向转变。

论亚太地区的外国资本进入审查机制——基于中国、澳大利亚、新加坡的比较分析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演进,因外国资本辐散产生的系列问题愈发显著,合理的外资进入审查制度应旨在维持外资引进与国家安全之平衡,消除伴随外资引进而产生的安全隐患。澳大利亚、新加坡两国之审查制度均基于逐案审批制;其中澳国基于其泛自由主义的国家立场与经济实务,制度具有政府主导、专家负责,高度政治化的特点;新加坡基于其城邦国家的现实国情需要,采用豁免清单与逐案审查并存的审查机制。就我国而言,自2020年起,我国的外商投资监管体系完成新旧换代,由逐案审批制转为负面清单制,通过投资者自我审查与政府审查两个步骤,提高了审查效率,体现了制度公平。从中外经济事务比对之中,发现中国式审查制度在信息传导与审查路径上具有高效性;从法理逻辑与经济实务两个角度对三国制度进行解构与比较,可以证明中国与澳新的外资审查制度相比,更能兼顾公平、效率与安全的主旨。

美国外资投资并购审查制度的演变及背后的逻辑

历史上,美国是跨国资本流动最重要的受益国之一,而美国也历来标榜其自由开放的市场和投资环境。然而,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开始逐步建立起一套以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为执行机构的外资投资并购监管制度。这一制度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的推动下经过了多次演变,在历次制度变革中,国会向来是制度改革的积极推手,而政府则持更为审慎的态度。特朗普政府上任后在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FIRRMA)与此前历次改革相比则呈现出诸多特殊性,其中之一就是政府成为改革的主导力量。本文基于对美国外资审查制度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探讨为何最近这次的制度改革会出现特殊性。本文认为,在历史上驱动该制度演变的主要矛盾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博弈,改革过程和结果体现了影响政府决策的各因素之间基于各自利益和立场的竞争。特朗普上任后,应对中国的全面竞争成为美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影响国内政治的各因素在对华政策上达成共识,成为推动此次制度改革的合力,因此,需要从国际政治的视角理解特朗普此次制度变革的特殊性。此外,特朗普个人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执政风格也是导致此次制度改革出现特殊性的不可或缺的因素。未来这一制度会进一步趋向严格,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将面临更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改革最新动向评析

特朗普执政以来,为了抑制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美国开始在投资领域向中国发起挑战。以《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为代表的多部议案,意图通过改革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实现维持美国经济优势的战略目标。作为此次改革的针对国,中国在投资、贸易、金融等多个领域均可能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为了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维护自身的核心利益,中国应通过制度改革、产业升级、扩大开放等方式,有效化解美国改革所带来的挑战。

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在规制与挑战中前行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下行风险,贸易和投资增长势头减弱,而启动新一轮的国际直接投资是推动世界经济联动增长的重要引擎。本文以新时代下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为研究议题,发现近年投资规模持续减小且并购主体性质分化明显,其背后的制约因素是欧盟对中国国有企业发起的并购交易尤为敏感,对投资开放不对称的担忧以及对欧盟利益、国家安全与核心技术的保护。本文在全面解读最新欧盟直接投资规制的基础上,提出中欧双方在直接投资领域的协调可持续合作的政策建议。

浅析我国外资并购安全审查制度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际投资促进了我国经济增长、生产力、竞争力,创造了就业机会。目前,我国已逐渐成为当今世界上资本产出和资本投入的强国,但在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设的过程中,依然面临着诸如:相关法律规范不完善、国内法律与国际条约协调性不足、自贸区相关立法与现行法律规范冲突等多重困境,造成实践当中的不顺畅等问题。本文围绕以上几点,诉诸观点,并对未来发展前景,提出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