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与全球价值链延伸

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以加工制造切入价值链决定了其分工地位只能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而我国人民币持续升值、工资和原料价格上涨,本土企业很有可能被排除在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之外。基于此,改变加工制造"一元切入"价值链为制造和消费市场"两元切入"全球价值链模式,实现"加工制造型经济"向以知识财产为主的"价值创造型经济"转变是提升我国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国际分工地位的必由路径。

越南为何实施“中国+1”外资政策? 以外资驱动扩大出口实现经济增长

2022年,在中国工厂因应对奥密克戎而阶段性停工、外贸厂商因堵港而焦虑之时,一组越南统计数据,引发市场强烈关注。越南国家统计局总局3月29日发布的《2022年第一季度社会经济形势报告》显示,2022年一季度越南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5.03%,高于2021年一季度4.72%和2020年一季度3.66%的增速。其中,农林渔业增长2.45%,对整体增长的贡献率为5.76%;工业和建筑业增长6.38%,贡献率为51.08%;服务业增长4.58%,贡献率43.16%。

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衰退分析——以东莞PC制造业集群为例

文章以东莞PC制造业集群为例,分析了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衰退的原因,为东北新型工业基地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的系统动力学分析

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的演化及影响因素。借鉴马歇尔对集聚外部性的三种解释,从人力流、知识流和供应流三个方面建立因果回路图,分析影响产业集群效应的影响因素,并分析外资驱动型产业集群的系统动力学特征。人才流、知识流和供应流的良性循环是产业集群效应形成与放大的条件,而集群内外部的诸多不利因素则使集群走向衰退。无论是政府还是集群企业都应该识别集群的发展阶段以及集群风险,及时调整战略,促进企业及整个集群的良性发展。

蒙古国矿产资源开发现状及挑战因素分析

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战略性矿种储量均居世界前列,可以说是蒙古国唯一符合现代产业特性的支柱产业。低门槛启动的矿业经历了诸多问题,并由此引发了"资源民族主义"思潮,这是蒙古国政府调整矿产法规的诱因。矿产法规调整、矿产品价格下跌,促使蒙古国矿业发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外资大面积逃离,给矿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带来沉重的下行压力,导致停滞不前的困境。经济过度依赖矿业生产和矿产品大宗性出口贸易,加上蒙古国独特的地缘位置,成为影响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挑战性因素。

“共位集群”视角下的农业产业集群演化路径与网络——以福建省漳平市茶产业为例

结合实地调研与半结构访谈法,从集群演化生命周期视角出发,建立"路径-网络-制度"演化研究框架,在此基础上对比两种不同类型农业产业集群形成演化路径与特征,探究其共位发展的演化过程,并探讨形成"共位集群"的潜力与发展路径。结果表明:1)漳平永福高山茶集群作为外资驱动型集群,其发展显示出较强的"初动能"与正式制度依赖性,在台资驱动下经历两端在外、原生路径移植的萌芽期,叠加多级政策外力进入成长期,并逐步实现三产融合发展的路径突破,其间伴随由原生关系网络转向本地生产网络,逐步嵌入全球生产网络的演化过程,但其本地溢出效应有限且存在用地资源限制等路径锁定风险因素;2)作为本地内生型集群,漳平水仙茶产业集群具备更强的"能动性"与社会制度依赖性,在原有历史积淀及地区禀赋基础上萌芽,通过政府扶持实现路径修复,逐步恢复由地方关系网络主导的集群生产网络而进入成长期,初步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成熟的产业氛围及较强的地方根植性使得集群创新网络已初现雏形,但因企业规模有限、外部力量不足等限制存在路径锁定风险;3)集群的共位发展可辅助消除路径锁定风险,而两者由萌芽阶段的独立共生,演化至成长阶段前期的共位竞争,并最终形成共位竞合关系,表明其具备形成"共位集群"的发展潜力与潜在路径。由此,推动地区农业"共位集群"的发展,地区正式制度安排是关键推力,而龙头企业、中小企业与农户组织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贸易模式对碳排放的影响差异研究——基于苏、浙、粤三省数据的实证分析

对苏、浙、粤三省贸易模式以及碳排放水平进行差异统计发现,苏、粤两省贸易模式具有典型的"产品内分工"和"外资驱动"特征,且江苏出口商品结构层次最高,浙江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较高。而基于VECM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的进一步研究显示:江苏的贸易模式比广东的贸易模式更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浙江"内源型"的贸易模式对碳减排的作用甚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