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遏制的外逃资本

据不完全统计，1994年至1997年我国外汇储备年均增加近300亿美元，到1997年年末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399亿美元，比1993年年末增长5．6倍。然而，1997年以后我国外汇储备增长势头骤然减缓，1999年至2000年累计增幅不到150亿美元，仅相当于过去年增幅的一半。2001年前三季度我国外汇储备新增54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少增11亿美元。有人提出，外汇储备增加额与外贸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之和之间的差额就是我国资本外逃额。资本外逃，正成为妨碍国家外汇储备增加的重要因素。

1989—1998:中国资本外逃分析

从70年代末起,中国为了加快经济发展,适时决定采用引进外资战略,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统计,1979-1998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外资规模约达4339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约2640亿美元,借用国外贷款约1564亿美元,对外证券融资约135亿美元),处于世界引资国的前列。中国在短短的20年间引进如此大规模的国外资本,强有力地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据有关专家测算。

中国资本外逃现状堪忧

我们无论是采用哪一种国际通行模型进行测算,都可以发现目前我国资本外逃的情况是较为突出和严重的见表1.表1:1989—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项目 单位:亿美元表1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年公布的年报《国际金融统计》、《国际收支统计》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近年公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整理编制的.为了测算方便,我们将表中项目分别用字母表示:经济项目收人为(A).其中,旅游收人为(A1),资本收人为(A2);外国直接投资净流人为(B);非银行短期资本流出为(C);银行短期外币资产为(D);外债收人为(E);储备增加为(F);误差与遗漏为(G).由此得出以下五个测算中国资本外逃数额的公式:

中国资本外逃决定因素的动态计量经济分析

从分析与资本外逃相关的时间序列开始 ,依据现代动态计量学的理论方法 ,构建了一个关于资本外逃与其决定因素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ARDL) ,得出资本外逃与其决定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系数和短期变动的误差修正模型 (ECM )。结果表明 :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经济因素为财政赤字增加、政治金融风险和汇率高估 ,内外资差别待遇是产生资本外逃的重要制度因素。

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

本文采用OLS方法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不同估计下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 ,结果表明 :不同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中国的资本外逃具有非经济衰退驱动特点 ,同时中国的经济增长也没有起到抑制资本外逃的作用 ,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驱动因素是外债增加、本币高估以及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 ,此外 ,还有许多难以量化的因素驱动了中国的资本外逃。

资本外逃与金融稳定:基于中国的实证检验

关于资本外逃的经济金融效应问题,近20年来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焦点之一。资本外逃损害金融稳定吗?文章在借鉴国内外现有研究的基础上,编制了4个衡量中国金融稳健性的指数,并用最小二乘法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金融稳健性的影响。文章研究发现,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对金融稳定构成显著的威胁,即使考虑经济基本面这一控制变量之后,资本外逃对金融稳定状况也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有一定的时滞效应。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重新估算:1982—2004

本文首先对资本外逃的定义和估算方法进行讨论,然后用经过贸易信贷和进出口伪报调整的卡丁顿法和调整的世行法来估算我国短期资本外逃额和资本外逃总额,其中使用我国经香港的转口贸易调整进出口伪报。估算结果表明,以往估算进出口贸易伪报对转口贸易的处理存在较大的缺陷;我国短期资本外逃占资本外逃总额的很大一部分,1994年以后出口低报是我国资本外逃的主要渠道。

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选取1981~2015年62个新兴经济体作为样本,测算资本外逃规模,并基于所测算的资本外逃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本币币值变动率、政府公共债务、本国存款利率、政治风险因素对新兴经济体资本外逃影响显著。考虑到资本外逃具有一定惯性,为增强结果的可靠性,使用动态模型进行验证,其中动态面板模型选用两步系统GMM法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两种方法的分析结果具有一致性。并据此结果为新兴经济体提出政策建议,以防范资本集中大规模外逃,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制度约束与中国的资本外逃：1982--2006

作为一种特殊的具有隐蔽性的资本流动,资本外逃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安全有着负面的影响。为此首先提出一个制度性逃逸假说: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母国制度环境的一种反应。即在制度约束的条件下,为了获得收益和保障安全,行为人有足够的动因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再利用中国1982—2006年资本外逃的数据对此假说进行检验,研究发现,内外资差别待遇、腐败、产权保护、资本管制、市场化、政治和国际金融风险等制度因素对于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有着显著的影响。因此,改善制度环境是抑制我国资本外逃的关键。

资本外逃测量方法再探讨:以亚洲国家为例

从外债、进出口伪报等方面改进了广泛用于估计资本外逃的差额法,测算了9个亚洲经济体1980-2007年间资本外逃的规模,针对文献中普遍使用资本外逃所占GDP的比重测度资本外逃规模的做法,认为资本外逃首先造成金融资源的流失,以资本外逃占金融资源(以货币供给量表示)的比重测度资本外逃规模更为合理。据此指标,发现一些金融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外逃比现有研究所揭示的程度更为严重。同时,尽管资本外逃通常处于休眠状态,一旦因经济环境恶化而被激活,则会造成资本的大量流失。

中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和因素分析

本文在综合了大量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首先定义了资本外逃的概念。在此基础上运用直接法和间接法对中国1991—2000年间的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了测算。测算结果表明,90年代我国资本外逃的绝对数量和增长速度都很惊人,在1998年我国资本外逃数量达到峰值。然后我们从计量角度讨论了影响资本外逃的因素,回归结果表明在影响资本外逃的诸多因素中,外债余额和股市波动率的推动作用比较显著。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估测的实证研究

重新界定资本外逃的范畴,对资本外逃的主要测算方法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此基础上,使用中国的特别信息和统计数据对世界银行基本模型进行修正。新测算模型以我国历年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为基础,对资金来源、正常资本流出、居民外币资产、错误与遗漏项下的正常统计误差及进出口高报、低报所产生的资本外逃进行全面估测。测算结果表明,1988-2002年中国的资本外逃总额达到1913.6亿美元,年均127亿美元,且资本外逃呈现出一定的波动性和阶段性。

国际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解析——来自中国1986—2013年的经验证据

对于新兴经济市场而言,由于众多诱发因素的存在,国际资本可能在短时间内集中外逃,由此引发国内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为此,本文通过对影响国际资本外逃因素的分析,构建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检验国际资本外逃规模对影响因素变动的敏感性。基于我国1986—2013年相关数据对资本外逃规模进行测算进而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资本外逃规模与外国直接投资、人民币币值变动率之间存在正向关系,而与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性、银行及贸易信贷规模之间存在负向关系;其中,除外国直接投资以外的三个变量对资本外逃规模的影响均存在滞后效应。由此,提出防范国际资本集中外逃,促进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政策建议。

论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及对策

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角度看 ,追逐利益 ,避免风险是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 ,资本外逃削弱了中国国内建设的物质基础 ,影响了中国宏观经济的稳定 ,严重的资本外逃还会引发金融危机 ,降低国家的信用等级。防范和控制资本外逃问题应在法律上明确对私营企业的产权保护 ,加强反腐力度 ,加大对走私贩私等速法行为的打击。同时应加强和完善对金融资本帐户的管制 ,创造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 ,建立统一高效的金融市场。

中国资本外逃的测算与防范

资本外逃是金融危机产生的催化剂与蔓延的助动器 ,对一国经济安全构成极大威胁。通过介绍资本外逃及其测算模型 ,运用间接法对我国资本外逃进行估算 ,结果显示中国存在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在详细分析中国资本外逃的产生原因之后 ,具体提出了一些相关防范对策。

我国资本外逃的规模测算:1985-2008

本文采用修正的直接测算法和间接测算法,测算了我国的资本外逃规模。结果表明:我国资本外逃规模总量较大,而且其增幅在不同年份存在差异,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时,我国存在着资本的大量外逃与外资的大量流入并存的现象;我国资本外逃在未来仍将维持在一个较高的规模上,并对宏观经济环境有着强烈的敏感性。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1984～1997

分别采用相关分析、因子分析和因果分析三种计量分析方法 ,验证了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 ,中国资本外逃与外国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显著性很强的正相关关系 ,并且是互为因果关系 ,说明了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不是投资环境恶化 ,中国资本外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内资和外资采取的差别政策待遇引起的。据此 。

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资本外逃关系的实证研究——协整分析与误差修正模型

在引进大量外资的同时,也出现了巨额的资本外逃现象．量化分析资本外逃与直接投资的关系,对相关理论的研究和政策制订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运用计量经济学中协整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通过分析1982- 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和资本外逃的有关数据,根据格兰杰(Granger)定理运用EG两步法建立误差修正模型,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本外逃间的关系,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