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契约、外邦人与犯罪治理协议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否定了外邦人参与社会契约订立的情况,有悖现代制度的平等参与精神。受此启发,公民与国家订立社会契约的假说,不仅为公民权利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树立了一个强调商谈、自治的契约范式。犯罪治理协议的形成需要加强对局外人地位和作用的研究,并以刑法契约的方式载明相关的权利、义务,构筑限制国家刑罚权力的藩篱。与此同时,刑事司法权力既不是单一的社会权力,也不是单一的中央事权,而是基于社会契约产生的、以犯罪治理为目的的事务权力。它既不属于个别社会组织,也不该为国家所垄断。

永远的外邦人——论家文化与海外华人移民及后裔的“俄狄浦斯伤痕”

华裔学者林瑛敏曾说:"在美国,对于一个非白种人来说,即使他的生活不因父辈通婚或者住所变迁而错综复杂,他也始终摆脱不了一种世界之间的处境。"即华裔或华人移民在美国或其他移民国家之所以一直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父辈的婚姻,也不在于住所的变动,而是作为少数群体的华裔在强势的英语白人文化中心面前所表现出的无能为力。这种隔阂感与西方经典悲剧人物俄狄浦斯有相似之感,俄狄浦斯王身上的每一道伤疤都是外邦人的印记,因为每一次受伤后,他的身份就会被换至为外邦人。在海外的华人移民,虽然已在异乡扎根发芽,但是总会在政治、权益、情感等多方面受到伤害,每一次的伤害就像俄狄浦斯身上的伤疤,虽然无形,但是伤人心。本文试从"俄狄浦斯伤痕"和家文化角度,探究海外华人移民及后裔身上的"永远的外邦人"的属性。

雅典外邦人的社会地位与历史作用

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社会阶层,外邦人(Metics)是解读雅典城邦社会形态的重要载体。古典时代,雅典的开放和繁荣吸引了大批的外邦人。由于雅典公民的重农轻商意识和对政治权利的垄断,外邦人不能从事农业生产与政治活动,但是在雅典的工商业与文化领域外邦人拥有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雅典外邦人以其独特的社会地位为雅典城邦的繁荣和稳定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特殊历史作用。

外邦人与古典时代雅典商业的盛衰

古典时代的雅典是整个古希腊最为重要的城邦,在其商业发展过程中,外邦人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方面,外邦人特殊的身份地位使得他们不能享有任何政治权利,必须承担高额的赋税,无法拥有土地;另一方面,雅典城邦的社会特征和现状也为外邦人从事商业活动提供了诸多便利。这些都促使外邦人在商业贸易中寻求发展空间并取得了巨大成就,几乎垄断了雅典的粮食贸易和钱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海外市场丧失,大量外邦人外逃,雅典商业开始衰败,雅典城邦也走向衰落。

“洋教徒”与“外邦人”

由于历史原因,诸多国人把外国人称为＂洋人＂,其所信奉的基督教被称为＂洋教＂,入教的中国人则被称为＂洋教徒＂。而在教会内,信徒会把非基督教信仰的人称作是＂外邦人＂。＂洋教徒＂与＂外邦人＂这两个称谓常常导致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因着近代基督教入华的历史因素和对现今中国基督教认知滞后的原因,民众与教徒双方在某些概念上存在着理解的偏差,阻碍了双方的彼此接纳。

认识“外邦人”

初读中文圣经(和合版,下同),每当遇到“外邦人”一词就觉得有一道无形的屏障把我们与神隔离开来,尤其是读到我主耶稣差遣使徒时说“外邦人的路,你们不要走”(太10:5),无限的爱顿时变得一片茫然,心中甚觉忧伤。“外邦人”一词在旧约中反复出现,多么希望在新约中消失。恰恰相反,新约中又出现厂70多次,仅马太福音一篇我主耶稣就亲口说了8次(5:47;6:7,32;10:5,18;18:17;20:19,25)。

从耶稣与外邦人、门徒、约翰的关系看《马可福音》中的两个群体

从耶稣与外邦人、门徒、约翰的关系,本文具体阐述了《马可福音》的社会逻辑中的人人关系。它们都关涉耶稣是谁这一基督论的主题。这同时是马可写作的目的,是马可要向其读者传递的讯息。他们可能是两个群体,形成一定的张力:一是把耶稣的到来看成预演大卫之国的犹太人(11:9-10),他们接受第一条诫命(12:29-30);一是"我的殿必称为万国祷告的殿"的外邦人(11:17),他们是第二条诫命(12:31)的信仰者。不过,他们共有一个关于耶稣的形象:耶稣是基督,是人史关系(犹太传统)、人人关系(帝国文化)背后的人神关系中的上帝本身。

夷狄与外邦人:论儒耶对话中的身份意识

自利玛窦来华算起,基督宗教深度突入中国已历四百余年,所引发的波折可谓此伏彼起。礼仪之争早已旷日持久,儒耶之辨迄今鼎沸不息,甚至圣诞节的名称、曲阜修建教堂等议题还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无论采取排斥、包容还是多元主义的立场,儒家与基督教的相遇都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即使坚守各自的立场,双方也都不可能对彼此视若不见,置若罔闻。

试论雅典的外邦人

雅典的外邦人(Metics)是研究雅典城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作为一个主要由外来移民所组成的特殊社会阶层,外邦人既有别于雅典公民和奴隶,亦不同于一般的外来者。与公民相比,外邦人在雅典的司法实践中被严格地排斥于政治生活之外,因此并不具有任何特权;而与奴隶相比,外邦人在经济文化领域具有一定的自主权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这就弥补了其政治权利上的缺失。外邦人这一独特的身份,揭示出雅典城邦具有开放与排外的双重属性。

夷狄与外邦人:论儒耶对话中的身份意识

自利玛窦来华算起,基督宗教深度突入中国已历四百余年,所引发的波折可谓此伏彼起。礼仪之争早已旷日持久,儒耶之辨迄今鼎沸不息,甚至圣诞节的名称、曲阜修建教堂等议题还引发了国内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无论采取排斥、包容还是多元主义的立场,儒家与基督教的相遇都已经成为过去的历史和当下的现实,即使坚守各自的立场,双方也都不可能对彼此视若不见,置若罔闻。~③作为源远流长的文明形态。

《法律答問》“外臣邦”獻疑

秦简《法律答问》中“外臣邦”之意向有争议。工藤元男指秦时外臣邦即汉时南越之属，其特点可由有关南越的记录得知；罗新认为是一切不臣之非夏人政治体。工藤元男之说很有影响，但以漠时情况比拟秦时状况本有其界限．且南越亦恐非典型外臣。罗新之说比较新颖，但是留有一些理论疑点。《法律答问》中“外臣邦”究竟何指，或尚待进一步研究：而汉朝“外臣”的一些性质，或可借史书等推知一二。

论德尔菲外邦代理人制的礼仪性

外邦代理人制度是古希腊邦际关系中的一项制度。古希腊城邦常以相关法令任命某城公民为本邦在该城的外邦代理人。泛希腊宗教圣地德尔菲颁布的相关法令存世最多。该城自公元前5世纪末起即刊刻相关铭文,并于公元前3世纪达到顶峰。以德尔菲为代表的宗教圣地虽沿袭了此项制度,但其法令的措辞与实际功能均有别于其他城邦。在德尔菲,外邦代理人只是礼仪性的嘉奖,其实用性已然弱化。

论古代雅典政府对异邦人的政策

古希腊曾出现过较高水平的繁荣,其中以雅典城邦最为突出。雅典的繁荣与异邦人的贡献密不可分,而异邦人之所以愿意留住雅典并对之作出贡献,这与雅典政府实行的政策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雅典政府对异邦人的有利政策,使雅典公民集团得以壮大,雅典经济收入大大增加,为雅典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值得一提的是,伯里克利后来实行的某些限制政策却削弱了这一基础,不利于雅典霸权的发展。

魂游象外与看见异象

初期教会的福音对象从犹太人扩至外邦人的转变,使徒彼得的观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彼得之所以有这样的看见,是源于神用特殊的方法让彼得明白上帝救恩计划的美意,那就是彼得＂魂游象外＂的经历。

主内兄弟与主外兄弟

在同是受造于天主的人类大家庭中,我们还习惯再划出一道主内兄弟与主外兄弟的界限,以示区别是否信奉同一真神。这本来在一个信仰多元化的社会里做一形式上的划分,不该有褒贬之意。

《桃花源记》“悉如外人”解读

陶渊明《桃花源记》文中"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长期以来被误解为桃花源中的居民,耕田种地,男女衣着打扮,全都同外面的人一样。这种解释存在着明显的不合情理和前后矛盾的问题。本文从时代变迁、服饰发展、"记""诗"关联、古人诗意诸方面分析解读,认为"外人"不可以简单解读为"外面的人""桃源外的人",而应该是外域之人、外邦之人、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古希腊城邦的兴起和特点

《中外历史纲要(下)》谈到,古希腊城邦形成于公元前8—前6世纪,其典型特征是小国寡民,公民直接参与国家管理,随后介绍了雅典和斯巴达政体以及城邦的社会结构,强调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之上,享有民主权利的仅是成年男性公民,妇女、外邦人和奴隶都被排斥在公民队伍之外,奴隶缺少最基本的权利.不过,由于篇幅限制,教材对城邦形成的具体进程、公民在城邦中的地位和城邦政体的多样性,以及城邦的社会结构缺少具体的说明.本文的意图,是根据学术界目前的研究成果,对古希腊城邦的基本特点做一些具体说明.

万民法诸含义的展开——古典时期罗马帝国的现实与理想

万民法可作为普通法、世俗法的主要部分、自然法、有利于外邦人的法、地方法、道德法的含义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基础。为了对万民法有一个全景的勾画,离不开对原始文献中万民法规范被宣称的普世性与实际运作的有关法律规范的地方性的矛盾及其原因的揭示;古典时期的罗马法学家们力图在万民法概念下以一种共同的意识形态整合一个充满个别性的大帝国的苦心,反映了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法律理想与法律现实的矛盾。

从视域融合看基督教普世救主信仰的形成

犹太基督教在向"外邦"传播的过程中,与"外邦人"的救世主信仰在"耶稣基督里灵魂得救"这一点上实现了视域融合,从而形成了基督教的普世救主信仰。

“中国模式”的冷思考

最近，有不少外邦人士忽然大谈特谈起“中国模式”的好处来。而且不吝惜各种赞美之词。对此笔者甚感欣慰。但想到另一种现实，又不免心情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