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大股东能促进企业创新吗——基于退出威胁视角的实证分析

传统文献重点关注外部大股东发挥公司治理作用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行为,而对退出威胁的公司治理效应关注不足。本文检验了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分析了退出威胁影响企业创新的作用机理,并考察了外生流动性冲击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地促进企业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之后依然稳健;长期战略型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而短期逐利型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效应则较弱;退出威胁通过减少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对企业创新产生治理效应;放松卖空管制可以增强退出威胁对企业创新的治理效应,而加强大股东减持管制则会削弱退出威胁对企业创新的治理效应。本文从退出威胁的角度验证了外部大股东公司治理作用的有效性,为外部大股东参与公司决策和完善公司治理提供了参考依据。

外部大股东、掏空行为与公司绩效——来自我国IPO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我国2000-2001年度首次公开发行股票（IPO）公司为样本，对外部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之间关系及其成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之间存在三次函数曲线关系，公司绩效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上升——下降——上升的变化趋势。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控股股东实施的掏空行为之间也呈三次函数曲线关系，但其变化趋势与前者相反，掏空程度随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呈下降——上升——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此同时，掏空程度与公司绩效显著负相关。因此，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是外部大股东影响公司绩效的途径之一。

中美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的“退出威胁”比较

已有研究认为,外部大股东具有"退出威胁"作用,能够督促管理层提高公司价值,而"退出威胁"通过股票流动性发挥作用。论文基于中美两国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情况及其公司价值表现,利用全球金融危机作为流动性冲击事件,对比两国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作用。结果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外部大股东的"退出威胁"作用较弱。

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货币政策适度性与企业投资效率

文章选择2014—2020年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银行家问卷调查报告中的“货币政策感受指数”度量货币政策适度性,实证检验货币政策适度性与企业投资效率间关系,并进一步引入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探究其治理效应及在货币政策适度性与投资效率关系间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货币政策适度性与企业投资效率间显著正相关;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投资效率显著正相关;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显著增强货币政策适度性与企业投资效率间的正相关程度。

关联交易下的大股东外部套利研究

本文指出了我国证券市场上控股股东通过与上市公司间的不正当关联交易进行外部套利的几种典型手段,利用公司契约理论分析了这种行为的制度性根源,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进一步规范发展证券市场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才是消除这种外部套利的根本。

现代企业制度中的外部股东监督的有效性——一个从投资者法律保护角度的分析

现有的关于股份制企业监督有效性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大股东对控股股东的监督机制等方面。其实,监督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环境。外部股东的监督只有在特定的法律环境中才是有效的,在投资者法律保护较差的条件下则是无效的。

基于管理层权力视角的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研究

以2008-2014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基础,以外部治理机制为媒介,实证研究了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越大,企业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能够降低过度投资行为。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管理层权力、外部治理机制与过度投资

过度投资作为低效率的投资方式会破坏企业价值和股东财富,有效的外部治理机制能够约束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寻租的行为。以2006年至2013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为样本,以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衡量外部治理机制,分别采用单变量分析和多元回归方法,实证研究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外部治理机制对过度投资-管理层权力敏感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上市企业的管理层综合权力越大,过度投资现象越严重。不同管理层权力维度变量对过度投资的影响不同,任职年限长、学历水平高以及持有本企业股份的管理层,越有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实施过度投资;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有利于降低过度投资行为,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产品市场竞争和外部大股东持股均能显著影响过度投资与管理层权力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外部大股东持股比重越高、产品市场竞争越激烈,越能有效抑制管理层利用权力实施过度投资的行为。

大股东退出威胁与企业风险承担:规避损失还是寻求机遇?

本文基于融资融券制度实施检验大股东退出威胁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显示,大股东退出威胁会显著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且在非国有企业中更明显。分析大股东退出威胁的影响机制发现,其能有效缓解两类代理问题进而抑制企业风险承担,且该影响效应在管理层持股时更显著;异质性分析发现,外部大股东持股越多或为机构类型时表现出更强的抑制作用,具体细分机构大股东类别发现,保险和投资或咨询公司大股东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从投资水平和创新角度检验发现,大股东退出威胁基于损失规避对企业风险承担的抑制作用会降低企业的过度投资进而提升整体投资效率,特别是对较高风险和较长周期的创新投入和产出;区分市场对股价信息的反应程度发现,抑制效应在高市场化程度的地区更显著;考虑上期企业业绩情况,发现相比上期业绩下滑的样本,上期业绩上升样本中的外部大股东更倾向于支持管理层和控股股东选择较为稳健的经营决策,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本文研究对企业优化股东构成以及融资融券的扩容具有一定启示。

退出威胁与公司治理——基于盈余管理的视角

威胁是利益主体之间博弈常用的手段,通过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做出退让,进而影响博弈的均衡策略。在公司治理中,退出威胁是大股东实现其治理目标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难以直接观察,学术界未能给予足够的重视。文章将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引入公司治理研究框架中,以2007-2015年中国沪深A股17 080个观察样本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外部大股东的退出威胁可能存在的"治理假说"和"合谋假说",并基于卖空机制、股价财富敏感性和市值管理敏感性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外部大股东退出威胁的"治理假说"成立,即退出威胁可以有效发挥盈余管理治理作用,而且这一治理效应在可卖空及股价财富敏感性和市值管理敏感性较高的企业中更加显著。文章的研究证实了退出威胁会对企业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揭示了资本市场压力传导到实体经济的路径,为公司治理的完善提供了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