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探析

在城市体系视角下,城市人口规模呈现典型的“中心-外围”空间结构特征。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存在虹吸效应,也存在溢出效应,其具体结果取决于集聚力和扩散力的动态平衡,因而有必要基于多尺度城市体系视角进行考察,探索城市人口有序增长和城市体系合理优化的可行路径,为考察城市体系下城市间人口增长的空间效应提供有益参考,实现“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的城市化战略。本研究利用中国1990—2020年城市面板数据,基于全国、省域和城市群层面的多尺度城市体系构建包含空间效应的计量模型,实证探讨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地理范围。研究表明:第一,不同层面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均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经过更换因变量、更换估计方法和补充遗漏变量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第二,在全国和省域城市体系下,国家和省域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东部县级市人口增长具有溢出效应,而对其他类型城市人口增长具有虹吸效应,且对内陆地级市的虹吸效应明显高于东部地级市;此外,国家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高等级城市的虹吸效应最大。第三,在城市群城市体系下,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的中心城市人口集聚对外围城市人口增长具有显著的溢出效应,而京津冀、长江中游和成渝城市群存在显著的虹吸效应。第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还会受到地理距离影响,加入地理距离后的模型回归结果显示中心城市人口集聚虹吸效应的地理范围主要在250公里范围之内,且呈现随着距离增加而递减的态势。为促进外围城市人口增长,既要科学认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注重发挥中心城市的溢出效应以释放其人口规模集聚红利;也需要外围城市主动融入城市体系,与中心城市建立较强的空间联系,以积极承接中心城市产业人口转移;此外,还需要重视外围城市自身经济、产业和财政等因素对其人口增长的促进作用,并加快构建城市体系内高效快捷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体系,最终形成区域城市人口协调发展格局。

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新时期中国西部城市发展的路径选择及其产业支撑

缺乏产业支撑条件下的城市行政性拓展,且城市网络化发展缺乏生长冲动和制度障碍阻隔是中国西部城市发展面临的最严峻问题。研究认为,主体功能区格局下,在产业网络化发展支撑基础上的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的发展是破解中国西部城市发展困境的可行路径;成渝双中心——外围、南贵昆三中心——外围、西兰西三中心——外围、呼包银三中心——外围城市群落是中国西部多中心——外围城市群落发展的重点区域,最后,基于产业支撑机制,文章探讨了中国西部城市群落发展的产业支撑路径。

银川市中心城区不同滨水绿地的鸟类群落结构差异

为探究银川市中心城区不同滨水绿地的鸟类群落组成及丰富度、多度、多样性、均匀度和相似性指数的差异,于2020年8月—2021年7月采用样线法对银川市中心城区的16个典型滨水绿地中鸟类群落进行调查。结果表明:调查共记录到鸟类15目38科98种;近郊区滨水绿地的鸟类丰富度高于建成区相同滨水绿地;不同类型滨水绿地的鸟类丰富度具有显著差异,大面积块状滨水绿地类型的鸟类丰富度最高,带状滨水绿地类型最低;近郊区大面积块状滨水绿地类型、中等面积块状滨水绿地类型和建成区大面积块状滨水绿地类型的鸟类丰富度和多度较高且鸟类群落较相似;建成区中等面积块状滨水绿地和带状滨水绿地类型鸟类群落结构呈现单一化。研究推测环境干扰、用地面积和生境质量是影响滨水绿地鸟类群落结构差异的主要因素。

信息服务业集聚对长三角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心——外围”理论的研究

采用2005—2018年长三角41个地级市数据,基于“中心—外围”理论,选取空间误差模型,探究信息服务业在长三角中心城市的集聚对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主中心城市上海信息服务业的集聚对长三角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长三角三个副中心城市中,南京、杭州信息服务业集聚均促进了本地外围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而合肥市信息服务业集聚对本地外围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并不明显;长三角外围城市之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存在空间正外部性。并依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应建议。

中心外围理论与“3+5”城市群圈层发展模式设计

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湖南城市群的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转变发展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是湖南现实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对城市圈层发展的中心外围理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对湖南城市群发展的现状、两型社会建设对城市群发展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以及"3+5"城市群圈层发展的模式设计进行了分析。

城市群中心城市驱动外围城市经济增长

本文利用2000-2012年中国十大城市群12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城市群内部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外围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心城市经济增长对于外围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正辐射效应,并且这种效应随着辐射半径的扩大而减弱。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辐射效应是通过两种潜在机制发生作用的:从产业溢出的角度来看,中心城市第二产业的发展有效地带动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但其第一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并没有对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显著影响;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来看,中心城市的投资显著地促进了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而其消费和出口则不存在类似的效应。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城市群发展在经济学领域的相关研究,同时也为当前在推进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的城市化进程中,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的集聚和辐射功能的政策导向,提供了一定经验证据的支持。

中心城市外围边缘区的区域协作途径和措施选择——以杭州西南部与富阳东北部为例

中心城市外围边缘区往往是变化最快、最为敏感、矛盾突出的地区。研究以杭州西南部与富阳东北部地区为例,在对杭州中心城市外围边缘区的概念及空间特征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心城市外围边缘区区域协作的理论途径,并结合实例提出了区域特色产业协调、区域交通一体化、区域用地布局引导的规划措施和协作策略,以应对未来区域一体化的发展趋势。

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的非均衡影响——基于广东省样本研究

本文基于“多中心-外围”城市群理论模型,利用2005—2019年广东省21个地级市数据,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群发展影响的机制与效果。研究表明:高铁开通显著促进了城市群整体的经济发展,且这种影响在城市群内呈现非均衡表现;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企业和人口转移对城市群资源进行重新配置;高铁对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作用受到建成时间的影响,在高铁建成的第二年中心城市产生“聚集效应”并显著促进经济发展,从第三年开始逐步转化为“辐射效应”。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进一步加快广东省高速铁路建设速度,促进城市群之间互联互通;高铁建设规划要因地制宜,防止外围城市资源过度流失;同时,外围城市也应做好承接准备,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辐射效应”。

武汉城市圈多中心协同发展研究

优化城镇规模结构,增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是实现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求。武汉城市圈作为"两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以及长江中游城市集群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中部崛起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战略支点。然而,武汉城市圈空间结构的单中心"中心—外围"模式,导致城市急剧扩张、资源过度集聚、圈域内城市联系度弱化,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等问题更加突出。在此背景下,积极探索多中心城市集群发展与区域多中心联动协作发展模式,对于摆脱旧有以武汉为强核中心的痼疾,实现武汉城市圈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研究结合"中心—外围"理论、共生理论以及协同理论的内涵与外延,对武汉城市圈经济关联度、城市首位度、断裂点区位测度与评价,并最终提出武汉城市圈多中心协同发展的前瞻战略。

户籍制度改革的“中心—外围”模式与府际合作径路——基于新经济地理学视角的分析

当前户籍改革的城市单元模式将大小城市的功能孤立化,忽视了它们之间的重要连接点即中等城市的衔接作用。如何突破城市单元模式的路径依赖,在地理空间上寻找一个新的场域以充分发挥中等城市的纽带功能,进而实现不同规模城市的并力共持,成为亟待推进的跨省户籍改革的关键问题。基于新经济地理学"中心—外围"模型而构建的"中心—外围"模式,强调以城市群为依托,用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之间的协同以及由此形成的"集聚阴影之幕"来推进跨省户籍改革,当代中国的城市体系也为该模式之践行提供了宏观背景与微观叙事两个层面的天然场域。以"中心—外围"模式推进跨省户籍改革需要构建三维府际合作机制,即城市群内土地省际占补平衡机制、动力与压力相结合的中央政府省际统筹机制以及公共服务的社会组织协作供给机制。

数字经济能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吗?——以北京市为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数字经济打破了集聚效应的空间限制,为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新思路。该研究以北京市为例,基于数字经济对城市承载力作用机理的理论分析,通过构建数字经济和城市承载力指标体系,实证检验数字经济与城市承载力的短期与长期间动态关系;选取2010—2020年北京市数字经济相关企业的上市信息作为数字经济的代理变量,运用加权平均中心分析(WMC)及标准差椭圆分析(SDE)方法,对北京市数字经济企业的空间演化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①数字经济通过优化就业结构、创造就业岗位、提升交通效率、线上场景替代等路径,能够显著提升超大特大城市承载能力,但存在一定的滞后性;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影响将会逐渐增强。②数字经济能够发挥较强的离心作用,促进相关经济活动向城市外围扩散,从而降低中心城区的承载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传统的“中心-外围”理论。总之,数字经济能够通过提升城市承载能力以及缓解中心城区承载压力两个维度推动“大城市病”治理,从而为超大特大城市人口政策调整和城乡区域发展策略优化提供科学依据。据此,该研究认为,应在促进超大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推动超大特大城市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以及提升城镇弱势群体城市融入能力等方面综合施策,充分利用好数字经济对超大特大城市承载力的促进作用,以此实现超大特大城市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城市群金融集聚能缓解金融风险吗?

城市群的兴起使其中心城市集聚了大量金融资源,而外围城市的相对金融风险不断攀升,形成了金融资源与金融风险在地理维度上的反向流动。基于银行微观数据和地级市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识别城市群金融集聚与金融风险的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群金融集聚有利于降低金融风险,但是金融在非城市群的集聚反而会增加金融风险;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会降低中心城市金融风险,但欠发达城市群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会加剧外围城市金融风险,而发达城市群中心城市金融集聚会降低外围城市金融风险;城市群内部的产业分工、一体化等因素有助于强化金融集聚对金融风险的降低效应。研究有助于从地理维度理解金融资源分布与金融风险的关系,为通过发展城市群、调节金融地理集中度防范金融风险提供了较为重要的实证依据与决策参考。

转轨体制国家中的多中心城市区域发展模型——以长三角为例的逻辑推演

经济地理空间的多中心化是区域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必然现象。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受长期计划体制与思想的影响,城市发展及其理论研究呈现出相对滞后性。文章以长三角为假想案例,以西方标准的区域空间理论为原型,从制度经济学视角来审视多中心化的经济地理空间现象,通过理论逻辑推演,建立起一个立足于中国体制转轨时期的区域空间分析模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模型对理论研究的启示,提出了长三角构建成熟发达的多中心城市区域的一组策略建议。

市区外围建设停车换乘中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以广州车陂地区为例

面对城市私人小汽车的行车难与停车难的严峻问题,文章提出在市区外围建立停车换乘中心的设想,并具体以广州车陂地区作为调查案例,论证了在城市外围地区建设停车换乘中心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后提出可以通过制定有吸引力的停车换乘收费政策、设置停车诱导系统、采用联运车票以及推行TOD土地开发模式等措施,吸引进入城市中心区的私人小汽车的停车换乘,从而有效地缓解城市中心区与日俱增的交通压力。

以中心城市和城市群建设引领长江经济带崛起

依托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进一步发挥中心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和辐射作用,是实现长江经济带崛起的关键所在。基于2003—2019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可以考察长江经济带四大中心城市的功能辐射范围。研究发现:在生产性服务业的加持下,城市生产率与到上海、武汉、重庆和成都的距离之间均呈现出三次型的“∽”曲线关系,即随着离上述大城市越来越远,生产率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的过程,但其中也存在很大不同。上海在整个时间段、重庆从2005年开始,两者的辐射能力在整个长江经济带范围内均显著,武汉和成都则分别在各自城市群内部呈现出“∽”曲线关系。基于距离的回归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引领下的辐射能力超过仅以距离衡量的辐射范围,空间距离被极大压缩。

长江经济带局部城市收缩、发展分异与空间作用机理探讨

局部城市收缩对长江经济带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影响。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甄别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并分析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发展分异,进一步地基于“中心—外围”范式,利用交通时长数据,探讨不同区位城市收缩的空间作用机理,其结论显示:(1)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有51个收缩城市,其中26个延续了自2000年以来的人口负增长趋势;(2)收缩城市在人口年龄结构、教育结构,以及产业结构、公共服务等方面,与非收缩城市出现系统性差异,伴随人口选择性流失,长江经济带局部城市收缩可能形成了除东中西和城乡以外的另一种区域差距的类型,即收缩城市与非收缩城市的发展分异;(3)与中心城市的相对区位非线性地影响城市规模:与中心城市的最短交通时间小于50分钟的城市,倾向于实现人口正增长,大于50分钟的城市人口增长率呈非线性变化,更容易出现城市收缩。基于上述结论,有关方面应当优化长江经济带城市体系,加强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交通路网建设,引导长江经济带收缩城市合理地“瘦身健体”,从而推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可持续发展。

关于兰州中心城市的形成和作用问题

所谓中心城市,我们认为,就是在一个地区的城市群落中对其他城市具有经济上的制约和重大影响作用;同时,某些产业部门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兰州市就是这样的一个城市,是国内的十二个中心城市之一。现就兰州中心城市的形成和作用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兰州中心城市的形成 一般来说,中心城市的形成都有它一定的历史过程。它是随着一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发展而逐步形成的。就兰州来说,这个城市是古“丝绸之路”的通道。我们所说的河西走廊,其门户就是兰州。

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园绿地植物多样性特征

【目的】为适应北京城市新定位新需求,更好的进行城市副中心公园绿地建设。【方法】对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森林公园、减河公园、运河公园3个公园绿地植物群落进行抽样调查,分析不同公园绿地植物物种组成、应用频度以及物种多样性等。【结果】共记录大运河森林公园植物108种,隶属48科73属,减河公园植物55种,隶属26科44属,运河公园植物54种,隶属26科41属。大运河森林公园与减河公园植物种Margalef丰富度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草本层、乔木层、灌木层的趋势,运河公园从大到小依次为草本层、灌木层、乔木层。大运河森林公园Simpson指数和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从大到小依次为草本层、乔木层、灌木层,减河公园与运河公园依次为乔木层、草本层、灌木层。大运河森林公园物种均匀度指数依次表现为乔木层略等于草本层、灌木层,而减河公园与运河公园为乔木层、灌木层略等于草本层,这表明乔木层植物较灌木层与草本层分布均匀。【结论】北京城市副中心公园绿地建设应加大灌木植物和乡土地被植物的应用,以构建物种丰富、结构稳定的植物群落,实现绿地生态效益综合提升。

略论中心城市的重要地位和功能作用

中心城市的地位就是指其辐射面和吸引力所及的周围区域的经济所处的主导地位。中心城市的形成是长期经济发展、文化积累、人才荟萃和智力凝聚的结果。 以中心城市为依托的经济区绝不是简单的行政区域。中心城市主要有组织协调生产。

绿都水城 印象迁安——迁安市着力打造区域性中心城市

驱车沿钢城大桥进入迁安市区，放眼而观，鳞次栉比的建筑群落、瑰丽隽秀的湖光山色、动感时尚的现代气息扑面而来，充分展示近年来城市建设给迁安带来的巨变、生机与活力。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迁安这座集历史之韵、文化之魂、山水之秀、文明之风和现代之气于一体的生态绿城、产业新城、品质靓城、创新智城在冀东大地快速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