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化空间发展研究

基于粤港澳大湾区11个城市间经济联系数据,运用城市中心性指数模型和修正的引力模型,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的多中心网络化空间结构进行实证分析,并借助社会网络分析(SNA)探索空间格局的演化特征。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已初步形成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发展格局,其中“穗港深”为核心城市,“佛莞”为次核心城市,湾区内部城市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突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多中心网络化布局经历了由广州单极放射向广深港多极组团网状发展的演变过程,呈现“多核、多轴、多团体”的空间特征,但虹吸效应明显;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可划分为“4+3+4”的凝聚子群,有望形成大湾区新的经济增长团体。

基于网络化发展的长株潭城市群空间格局及优化策略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网络化城市群成为一种高级空间发展模式。通过构建网络化空间模型,揭示了长株潭城市群现状空间结构特征。结果显示,长株潭城市群整体处于均质发展状态,核心城市极核功能初步形成,部分节点城市成长为次核心城市,验证了其具备多中心网络化模式的雏形。在此基础上,结合长株潭城市群各节点城市特征,分别从空间、产业、交通、生态等方面提出"四集"优化策略,促进长株潭城市群多中心网络化发展。

新时期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作为新时期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的重要支撑与湖南经济社会的核心增长极,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进入了率先从全面小康迈向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新时代,长株潭一体化经过36年的演进也已取得了较大成效;但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规划难以实施、动力不足、一城独大化、简单行政化、全盘市场化等现实问题。在创建和引入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治理理论的基础上,构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多中心网络化协同治理模型,并提出解决上述问题的体制机制创新对策:基于约束刚性化,构建落实联合执法机制;基于整体最优化,建立健全统筹协调机制;基于主体多元化,创立全员共建共享机制;基于引导弹性化,完善强化资源共享机制;基于功能多样化,健全完善政策协同机制;基于风险共担化,完善绩效考核评价机制。

高铁开通与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基于中心—外围的分析视角

高速铁路的发展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核心因素之一。基于2003—2019年的面板数据,将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准自然实验,并在此基础上构建高铁网络,采用双重差分(DID)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SNA)系统考察了高铁开通对长三角中心与外围城市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长三角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且在多种稳健性检验下结论依然保持不变。城市规模异质性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小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对大城市影响不明显;高铁网络中拥有度数中心度越高的地区,越有利于缩小其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影响机制表明,高铁开通加速了劳动力流动进而加剧了中心城市对外围城市的极化效应,且该机制对外围小城市的影响更为明显。同时,高铁开通降低了外围小城市的投资力度,进一步拉大了其与中心城市的发展差距。进一步研究表明,多中心、网络化的高铁网络有利于缓解因高铁开通所导致的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此外,高铁开通明显扩大了距离中心城市300-400公里城市与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差距。本研究为从多中心、网络化的中心—外围视角理解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解释,也为政府推动高铁网络化发展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7年中国286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结合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空间演化趋势及成因,重点关注知识溢出对城市创新集聚的影响及其引发辐射效应的空间特征。研究发现:(1)中国城市创新集聚呈现显著的极化现象,主要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和深圳为创新极核城市,取决于城市内部创新资源丰裕程度,其中研发机构的研发投入发挥关键作用。(2)知识溢出引发辐射效应,导致中国城市创新集聚由极化特征逐渐演化为多中心网络化的特征,通过稳健性检验和工具变量回归后,结论依旧稳健。(3)不同城市圈知识溢出辐射效应空间特征表现出非一致性,珠三角和长三角城市圈呈倒U型关系,分别在125千米和150千米地域内达到峰值,京津冀城市圈空间特征不显著。(4)知识溢出对城市属性具有较强的依赖性,研发水平领先城市、中心城市和规模较大城市的作用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