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多余的人”到《多余的话》——略论瞿秋白的“两头真”

瞿秋白是"两头真"的杰出代表,极富个性和价值,集中表现在自我定位、心灵解剖和身份认同上。早年赴俄时的《饿乡纪程》《赤都心史》和晚年被俘后所写的《多余的话》,就是他献身革命历程一头一尾的真实的内心记录,不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空前绝后的散文珍品,而且为研究现代中国的社会、思想、政治、革命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历史资料,更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抉择和人格修养提供了极其宝贵的道德资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革命政治史、思想文化史上,他都是一个"多余的人"——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过渡时代英雄——的光辉典型。

多余的纪录——花鼓戏《浏阳李白》创作谈

戏立在台上,有好话,留给评论家去说;有坏话,留给观众去说;创作者自己说好说歹,都是多余。如此,创作谈就是一份台账,无关优劣的自我评判,可记录一单新业务的完成,也可记录创作想法与具体实施。于我而言,业务拢共才几笔,犯不上以“好记性不如烂笔头”作由头去记取功劳簿,因此,能记的就只剩下创作的所想与所为。

《多余的话》主旨索解

瞿秋白就义前,曾在狱中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临终遗言”——《多余的话》。怎样评估《多余的话》,历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文革”期间,瞿秋白本身作为“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被否定,他的《多余的话》自然也被诬为“乞哀告怜、宛转求生,投降叛卖”的变节书。拨乱反正后,学术界本着还历史本来面目的治学原则,在肯定瞿秋白对中国革命所作的卓著贡献的同时,对《多余的话》也展开了热烈的探讨。迄今为止,学术界对《多余的话》的评价主要有五种观点:(一)自我解剖说。论者认为:“《多余的话》

关于《多余的话》的话──试析瞿秋白悲剧色彩的成因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人们认为谜团颇多、歧见纷出的作品。《多余的话》明显流露出的瞿秋白的悲剧色彩主要是由以下原因形成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革命家双重角色价值认同的冲突是促成瞿秋白悲戚苦闷的重要原因；“位未得其所，才未尽其用”的惋叹导致了瞿秋白的哀怨情绪；而对王明“左”倾路线在党内专制的愤懑以及村党的命运深切忧虑，则是瞿秋白情绪抑郁的直接动因。

从《多余的话》看文人瞿秋白的荒诞存在体验

《多余的话》是文人瞿秋白面对死亡考量自己短暂一生的荒诞体验书写。瞿秋白站在死亡的边缘,终于从"沉沦"中解放,获得了彻底的自由,发现了自己的荒诞性生存状态。命运的左右,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对立,真实自我与社会身份的疏离,失去了精神故乡的流浪,与现象生活的隔膜,所有这些都构成了瞿秋白的荒诞感。《多余的话》超越了阶级、政党和各种"名目",是文人瞿秋白源于生命存在的自由言说。

人生悲剧的惋叹——评瞿秋白《多余的话》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瞿秋白因其个人生活际遇和文人气质过浓，陷入文学与革命、家庭与革命的矛盾中，在遭受左倾路线打击时多忍让、少抗争，一生坎坷，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悲剧人物。临终前由于“不能自己的冲动和需要”，他写了死后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该文中“历史的误会”、“对政治不感兴趣”、“半吊子文人”等，反映了秋白眷念文学、厌倦党内斗争和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不满的思想。他的悲剧缘于党处于幼年时期的不成熟。

“自我”的符码与戏码--论瞿秋白笔下“多余的人”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人"作为一条明晰的主轴,贯穿瞿秋白一生的创作。瞿秋白的遗书《多余的话》,在瞿氏文章中有发展与演变。瞿秋白性格内具二律悖反特质的精神现象,为后来他所做的《多余的话》提供可相互佐证的基础。瞿秋白文章内存在多层次的自我符码与戏码。过往的瞿秋白研究虽亦谈论俄国文学对他的影响,但常偏重从中国文学文本、文化与政治角度出发来探讨,而忽略他对19世纪俄罗斯文艺遗产、苏联以及共产国际的认知与认同,以致无法呈现跨文化文本的发展与痕迹。本论文藉由爬梳评论,并综合分析中、俄、英、日四方之过往文献,追源溯本。

读懂《多余的话》的一些想法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通过自我否定、自我丑化,自制了一个负面形象的瞿秋白,目的是要使杨之华厌恶自己,忘却自己。他不愿因自己的死给亲人留下巨大的伤痛。瞿秋白的这一良苦用心也给《多余的话》带来不应有的负面效应。《多余的话》中有真话、反话,也有不少夸大真实的话,读懂《多余的话》,不能望文生义。

瞿秋白《多余的话》:人格解读与价值重估

《多余的话》是研究瞿秋白的一把钥匙,若从政治一隅进行解读,难免产生误解和非议。从完善的人格角度出发,全面考查瞿秋白一贯的文学风格、狱中心态以及作为正常人自然心理的发展,对这篇作为遗嘱的自传进行人格解读,就可以对其价值进行重新评估。

沉郁悲愤——也谈瞿秋白《多余的话》的“作意”

瞿秋白就义前狱中所作《多余的话》的创作动机历来众说纷纭,文章认为在众多因素中,作者的情感因素不容忽视,不妨将之归纳为"悲愤说":他的气质性格、他在党内长期受到王明路线残酷迫害的事实以及私人情感等多方面的因素,使他在临死前需要把这种长期郁结于胸的悲愤宣泄出来。

中式英语的词汇问题——多余的词

中式英语问题在中国的英语学习者中普遍存在。就词汇而言 ,中式英语的主要问题在于大量存在多余的词 ,这些多余的词可分为“多余的名词”、“多余的动词”、“多余的修饰词”、“同义重叠”、“重复指称”等类型。其问题根源在于使用者在英语表达过程中受到汉语句子结构和表达习惯的影响。

“心忧”与“何求”:《多余的话》另一种解读

1935年2月,瞿秋白在福建长汀濯田被国民党逮捕。同年5月,他在狱中写下了备受争议的《多余的话》。目前,学术界关于《多余的话》的研究主要有"解剖说""人性说""政治说"和"心忧说"四种观点。文章紧扣《多余的话》开场白"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进行解读,认为其提供的具象是瞿秋白对革命前途与命运的无限忧思,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矢志不渝,并希望历史能给予自己一个公正的评判。而这,正是作为活生生瞿秋白的合理诉求。

自传视野下的《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在狱中写下的自传,在选择传记的材料方面,作者有意识地运用“向内”的创作手法,以真诚的笔触剖析自己的人生,实为自传领域的特殊文本。对《多余的话》的研究,前人多从党史、革命史的角度入手,本文则置于自传文学的视野下进行分析,还瞿秋白以清白。

《多余的话》之再解读

《多余的话》自问世以来,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了多种不同的解读。瞿秋白同志之所以心忧,是因为他在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候,仍关注着党的安危和整个中国革命的前途。他为苏区被毁、革命受挫而心忧,为党内政治生活不正常而心忧。瞿秋白无办法解决王明路线问题,就只能采用一种委婉的方法,严厉斥责以及深刻检讨自己的方法,来曲折地流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情感。

《多余的话》之解读史与再解读之可能

瞿秋白牺牲前写下的最重要的文字当属《多余的话》。六十年来 ,人们都是从政治层面来解读它。本文试图对这种解读的过程及其实质作一清理 ,纠正长期以来把它当作瞿秋白绝笔的说法 ,同时从文学。

瞿秋白《多余的话》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诉求

瞿秋白、毛泽东有非常相似的一面,那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遭到党内教条主义者的打击时,各自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早期诉求。瞿秋白临终前用《多余的话》的方式,对党的领导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能寻求到中国革命光明的道路进行了忠告。

瞿秋白《多余的话》研究视阈之探讨

瞿秋白《多余的话》自问世起就争论不止,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各种猜测纷纭。如何更客观地解读《多余的话》,关键在于如何为其定位。《多余的话》具有复杂性与多义性,但它更是作者坦诚内心的表达。它有三个研究视角值得关注,即政治、学术、审美。此三种视角有可待深入、求真希冀、广阔的拓展空间之特质,是读者走近《多余的话》的主要路径。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材料的出现,《多余的话》的研究成果自会卓见迭出,但以求真的态度解读这一特殊文本,可以更进一步地走近瞿秋白,还原历史。

从《多余的话》看瞿秋白的人格及人格形象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的生命绝唱，这篇内容深邃复杂、充满“瞿式”风格的遗著，是瞿秋白人格形象的浓缩。本文以《多余的话》为研究对象，从心理分析的视角，探究瞿秋白的人格特征，以期走近瞿秋白。

生命悲情所成全的人格形象——重读瞿秋白《多余的话》

瞿秋白《多余的话》既反应着作者深刻解剖自己正直知识分子的真诚 ,又体现着他要给后人留下一段真实历史的责任感 ,既抒写着他对毕身追求的理想受到损毁乃至失落的悲情 ,又表达着对玷污着革命理想的道德纯洁性的“党内斗争”的抗议 ;在看来消沉悲观的曲笔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