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存结果的多值异质性处理效应的双稳健估计

处理效应用于分析处理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影响,由于个体间异质性的存在,处理变量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可能不同,研究异质性处理效应有其现实意义。生存时间是一类重要的结果变量,估计生存结果下的异质性处理效应需要平衡不同处理水平上删失比例的差异。Simoneau等(2020)[1]提出了估计生存结果下二值处理效应的加权最小二乘法,本文将这一方法拓展到多值处理效应的估计中。首先定义了多值处理变量的对比函数用于比较个体接受不同处理后平均结果的差异,然后基于倾向得分和删失逆概率构造权重,对观测数据进行加权,用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该方法具有以下特点:(1)无需指定对照处理;(2)不依赖独立删失的假设;(3)双稳健性一当结果回归模型和权重模型有一个正确时,异质性处理效应的估计是一致的。模拟研究的结果表明,和现有方法相比,本文提出的方法在处理效应估计上具有更小的偏差,在个体最优处理水平的估计上则有更高的准确率。最后,通过I型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I)感染者的治疗数据说明该方法的有效性。

抑制或促进?劳动力外流对农村人情消费的影响研究

人情消费是中国乡村维持社会联系的重要传统,如今却愈发成为农村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农村劳动力外流可能对原有社会人情关系产生不确定性影响。文章首先从人情关系网络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乡村人情消费独特的内在逻辑以及在此逻辑下不同务工类型(就近务工和离乡务工)可能对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带来的冲击;继而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采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实际影响,并进一步从地区和农户异质性两个方面讨论劳动力外流对农民家庭人情消费的影响差异。研究表明,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各异,表现为就近务工对农民家庭的人情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而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意味着离乡务工可能会瓦解或重塑农户原有的乡村社会人情关系,并可能会改变人情消费的方式。此外,农民务工对人情消费的作用效果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也存在差异;离乡务工对人情消费的抑制作用在年轻一代的农民家庭中表现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其表现出的抑制效应也越大。

我国农户借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发布的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了农户的借贷状况及其收入效应。结果表明,能够获得贷款的农户比例还比较小,相当多具有借贷需求的农户没有得到贷款支持;贷款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于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效果更加显著;而利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检验不同借贷状况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到民间借款和银行贷款都能提高农户收入水平,二者的收入效应差别不大,但是在低收入水平上借贷的收入效应并不显著。

社会化服务模式对农户技术效率的影响

农业社会化服务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发展、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重要途径。本文通过对黑龙江省水稻社会化服务现实情况的调查,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测度稻农生产技术效率,运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分析了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对稻农技术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农户社会化服务参与程度越高,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不同社会化服务模式对农户技术效率影响有显著差异,相比未参与服务农户,市场化服务模式促使农户技术效率提升0.1170,合作化服务模式促使农户技术效率提升0.1198,产业化服务模式促使农户技术效率提升0.1985,产业化服务模式对农户技术效率促进作用最显著;产业化服务模式主要通过强化服务契约联结、服务利益联结、服务惠顾联结和服务组织联结促进技术效率提升。本文认为,在发展多元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中,应重视服务交易中的契约安排、利益分配、惠顾手段和组织联合,推动农业社会化服务向全产业链方向发展。

务工距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研究——基于CHFS2015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运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与中介效应检验等方法,实证分析了务工距离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程度与传导机制。研究发现:(1)务工距离对农地转出存在差异化的推动效果。省内务工对农地转出的推动效果最大,省外次之,本乡镇最弱。(2)相较于本地务工,外出务工通过增加务工收入,能够对农地转出发挥更大的推动效果。相较于省内务工,省外务工家庭更容易以代际或性别分工的方式维系农地生产经营,对农地转出的推动效果因而相对较弱。因此,各地应当因地制宜地有序引导农地流转,深入推动乡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鼓励农村劳动力在本省范围内务工,并着力解决跨省务工农户在市民化过程中面临的困境。

示范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更高吗?——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

本文基于全国家庭农场监测数据,使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多值处理效应模型分析示范家庭农场与非示范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及其差异,试图回答三个问题:当前中国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水平如何?什么样的家庭农场更可能成为示范典型?成为示范典型提高家庭农场技术效率了吗?本文分析发现:当前中国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水平整体偏低,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农场主文化程度较高、参加过技术培训、耕地规模较大、对耕地进行平整、有完整日常收支记录、与龙头企业建立联系以及对农药进行减量施用的家庭农场,成为示范典型的可能性较高;尽管与其他家庭农场相比,省级示范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略高一些,但总体而言,成为示范典型并未给家庭农场带来技术效率的提高。因此,示范家庭农场创建评审应坚持效率优先原则,建立健全激励约束制度,使示范家庭农场能够真正发挥典范引领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提高成员的收入?——基于参与模式的考察

农民专业合作社能否促进农民增收、能在多大程度上促进农民增收,这是学界对合作社研究的关注焦点之一。本文通过构建成员参与模式影响其收入的分析框架,基于四川省672位成员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多值处理效应模型(MTEM)综合分析参与模式与成员收入提升之间的因果效应,并进行分组讨论,结果表明:随着成员参与合作社的模式由消极向松散和紧密转变,其农业人均收入分别提高2.82%和4.00%,家庭人均收入分别提高3.58%和6.89%。特别地,小规模经营和低收入组成员更容易从参与农民专业合作社中获益。

农地流转不畅对粮食产量有何影响?——以黄淮海农区小麦生产为例

本文从城镇化进程中农户乡城迁移和农业转型发展要求农地流转出发,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农地流转不畅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然后利用中国黄淮海农区5省18县(市、区)708户小麦种植户的一手调查数据,在处理内生性和选择偏误的基础上,采用处理效应模型估计了农地流转不畅造成的小麦产量损失,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想流出或流入农地却不能实现,会显著影响农户的小麦产量。从平均处理效应(ATE)看,想减少或扩大经营规模的农户不能流出或流入理想规模的农地,会造成12.16%的小麦亩均产量损失。基于加权最小二乘(WLS)估计的稳健性检验发现,这一结论具有很好的可靠性。为了提高农业生产率,应尽快消除农地流转的各种障碍,推动农村人地资源优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