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以后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续论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统即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过程,自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夏朝时期开始,经历了三千多年,至公元960年宋朝统一以前,统一、分裂,分裂、再统一的形势一直在曲折地向前推进。在各个不同的统一时期,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之间,乃至同一民族内部,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并不曾发生带根本性的改变,直到清朝时期,封建中央王朝所采取的民族政策也是一脉相承。而以汉族为主体的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却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先秦至唐朝时期的中华民族——中华民族多元一统格局的历史形成和发展演变初论

本文所说的中华民族,是指1911—1949年的中华民国和1949年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民族。文章认为,“中华”作为民族名称最初专指汉族的前身华夏族;作为国名则最早也是专指华夏族建立在黄河中、下游地带的“中国”。当时长江中游地带的楚族不在华夏族的范围内,长江下游的吴、越人也不曾入华夏族之列,更边远的其他民族群体也都不是华夏族。公元前3世纪末叶之后,秦朝和汉朝先后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原来的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族;以原来中原地区的“中国”为基础,扩大了统治的范围,把非汉族的其他兄弟民族都包括了进去,组成了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在此大家庭内,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发展是不平衡的,这种现象一直延续至近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也经常出现分裂,国家的统一还是分裂,与当时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大一统”中国发展史与中国边疆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

作者认为产生于春秋时期的"大一统"理论是为了天下统一于周天子,消除诸侯割据,是保证国家"大一统"的意识形态;秦汉以后"大一统"思想发展成为维护多民族"大一统"中国发展的主题,经过几千年的实践,成为中国人崇尚国家统一的文化遗产和鲜明的政治价值取向;从中国民族发展的角度看多民族"大一统"的思想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互为表里,中国民族发展"多元一统"的格局是历史上无数政治家、历史学家在政治实践和历史文本书写中不断维护发展起来的,所以中国的"大一统"与中国民族发展的"多元一统"格局就成了中国各民族的宝贵财富和文化遗产。

匈奴风俗文化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和影响

代表匈奴文化特色的鄂尔多斯式青铜器,除集中出土于原匈奴驻牧的“河南地、新秦中”外,还广泛存在于今华北、西北、江苏、四川,甚至广东、广西地区。匈奴文化特色浓郁的饰牌、短剑亦被中原人使用和喜爱。游牧社会用人字形纹饰刻写动物身躯或装饰器物的表现手法,也被中原人借用。中原居民长襦博带的服装式样,因受胡人服饰文化影响改成上衣下裤。匈奴风俗文化强烈地影响了中原。中华文化多元一统。匈奴人民与中原人民共同创造了伟大祖国的光辉历史和灿烂文明。

《史记》人文世界及著述体例

《史记》是一部影响中国历史进程和思想文化形态的大书,它在三个方面可以称为文化典范,一是中国正史的典范,二是中国文章的典范,三是中国人物行为的典范。作为第一部完整形态的中国通史,《史记》把民族记忆写进了历史,为中华民族植下了文化共同体的根脉,在历史的纵向演进中展示了横向融合,是中国多元一统历史观的伟大尝试。《史记》具有诸子著作写作情结和先秦诸子思想自由的遗风,司马迁不仅从民间实地获取材料,而且获得民间思想,改造了历史写作的形式,他的历史观也因此带有深刻的民间性和开放性。《史记》以人物为本位的史学体系,反应了人的意识觉醒的新主题。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或精神谱系形成的角度来看,《史记》所塑造的一系列有声有色的"中国故事",久远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应该把它放到模塑中国精神这一高度去认识。

西汉时期西北边疆的民族及其与王朝的关系——基于《汉书》的分析

汉王朝的西北边疆主要指狭义上的西域,民族成分复杂,既有起源于甘青高原的氐羌民族,也有与北方匈奴有源流关系的乌孙,还有高鼻深目的塞人;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政权都得到汉王朝在政治上的认可,他们与汉王朝建立了一种羁縻关系,是汉王朝西域都护治理下的地方政权,从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与发展的角度来看,汉王朝对西北边疆各民族的治理是统一多民族中国对中国西北治理的历史证据。

“内圣”、“外王”之辩:一个“后新儒学”的反思

本论文旨在针对"内圣"与"外王"这组概念,对比于"新儒学"与"后新儒学",做一总的回顾与思考。当代新儒家不同于以往儒家的"内圣"直通"外王"之道,改而强调由"内圣"开出"新外王",特别经过一"良知的自我坎陷"以开出"知性主体",并以此而开出现代化的民主、科学。我则以为应该有一大进展,这是经由"新外王"的学习,进而启其"内圣",有一新内圣之发展可能。这些论题将涉及于"方法论之本质主义"与"方法论之约定主义"的差异;另外,也涉及于"历史的发生次序"、"理论的逻辑次序"、"实践的学习次序"三者的差异。本文首先溯及于1990年代以来所引发的思考,对比地呈现出"后新儒学"与"新儒学"的总体异同。再者,指出第三波的儒学革命主张的是"民主宪政,公义为主"、"多元而一统",此不同于往昔第一波之"宗法封建,人伦为亲"的"大一统",也不同于第二波之"帝皇专制,忠君为上"的"大统一"。在此新局下,当有一崭新之思考也。吾人以为,儒学该从"道德的形而上学"转为"道德的人间学",由"心性修养"转而强调"社会正义",在重视"君子"之前,更得重视"公民"这概念。这已经不是如何从"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思考,而是如何在"新外王"的学习过程里调理出"内圣",并由此"新内圣"再调理于"新外王"之中。"内圣"与"外王"是交与为体用的,这种"两端而一致"的船山式思考,正是后新儒学思考的特点之一。梳理传统,面对"血缘性纵贯轴"三纲之限制,解开此中所涵之"道的错置",经由"公民"与"君子"之对比与厘清,朝向"公民社会"之建立。从"内圣─外王"到由"外王─内圣"的结构性转换,是伴随着儒学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而开启的,这是儒学不得不要有的转化与创造。

和谐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选择

"和谐社会"是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对社会的追求和认识,它历来被视为理想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非常丰富,按其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七大部分,即生态和谐思想、政治和谐思想、经济和谐思想、文化和谐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人伦和谐、世界和谐思想。

田青:中国传统音乐如何体现“和而不同”?

中国音乐之独特,在于其蕴含着一种人文精神。中国传统音乐之美,在于其能触及心底,是中国文化的瑰宝和精粹。知名音乐学者田青早年学习西方古典音乐,后致力于中国传统音乐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和推广。近日,田青接受中新社“东西问”栏目专访,就中国传统音乐如何体现“和而不同”讲述了自己的看法。他称,自己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学习、研究,才认识到中国传统音乐就像中华民族一样,是一个“多元一统”的小宇宙、大格局。

论“汉家威仪”的美学意蕴

秦始皇兼并群雄，统一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观其文献，仍未摆脱三代严格图案式的周之系统。刘汉王朝灭秦之后，遂使重飘逸之美的南方文化中心北移，这种与周文化迥然异趣的楚风，同此前统一的北方文化相融合，并为之注入了生动的气韵，从而形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统的审美观。兼融黄老之学和儒学的西汉文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楚人建立在北方的新型文化。因此，刘汉王朝的大一统，就美学思潮而论，不仅取之于南方的飘逸，而且也融入北方的崇高，形成后世盛赞不已的“汉家威仪”。“汉家威仪”作为一代新的美学思潮，在更高层上弘大了以崇高、厚重为美的北方文化。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的少数民族元素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多民族的国家,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各民族独特的文化汇聚成了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瑰宝。教科书作为教学的文本载体是传承知识最广泛的形式之一,在小学教科书中渗透少数民族元素有助于普及民族知识、培养学生的民族意识。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作为目前全国适用范围最广的小学数学教材,探索其中的少数民族元素有助于更好地传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

西夏法律中的儒学因素及其对中华法系的丰富

西夏是11—13世纪建立于中国西北地区以党项羌族为主体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宋、辽、金的长期对峙中,儒学为西夏政权统治者进行社会治理提供了先进思想资源。西夏的法律制度体现了当时少数民族政权中较为发达的法律文化,同时丰富了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华法系的制度内涵。西夏的法律内容表现出西夏政权统治者对儒学思想的推崇。同时,这些法律内容又为西夏政权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治理制度基础,促进了西夏政权内部各民族的共存、共生与共同发展。西夏刑名体系中君主权威至上、伦常不容僭越、尊卑贵贱之别等内容,以及刑罚体系中用刑持平、宽仁慎刑等内容,表征着西夏法律吸收与创新儒学思想之被动冲击、主动汲取和潜移默化的动态发展过程,是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法律文化的高度融合,是10世纪后中华法律文化“多元一统”的生动体现。

大运河与中国民歌

南北文化融合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多元一统的格局。多元,指的是文化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如不同民族的文化样式、不同地域的文化形态等;一统,指的是虽然我国各地文化丰富多彩,各有不同,各美其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内核和审美标准,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

夏商周时期的边疆民族

新石器晚期,东亚地区出现了许多具有发达文明的民族,其中的夏人、商人、周人分别建立了夏商周王朝,同时,在他们的东西南北也同时存在着许多生产方式各异,社会发展不平衡的民族群体,这些民族群体在汉文的历史文献当中被称为东夷、北狄、西戎和南蛮,这些民族生活在夏商周的边疆地区,创造了中国的边疆文明,与华夏人在政治、文化等方面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共同创造和推动着中国国家的发展历史,由此可见中国的国家发展历史从一开始就是由多民族共同缔造的,形成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国家与民族的'多元一统'发展格局。

论南北文化区系的生存

本文运用“二重证明法”对先秦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生成进行了论述。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奠定了南北文化区系的生成基础，新石器时期南北文化已形成各自不同的特点。南北两大文化体系虽曾互为文化中心，有分有合，但这种分合是在整个华夏文化内部的撞击互渗。它不是两种异质文化系统，而是不断融汇交流、相辅相成的异域同质的文化。南北两大文化区系的差异是相对的，交流则是必然的。通过这种交流，使传统文化恒动不已，生生不息，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永不衰竭的生命力。

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建设应加强历史研究

本文在世界历史视野下对中国独特性进行研究,说明了中国历史发展四个阶段的不同经济特色。作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产生了一统多元的经济特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特殊性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特殊背景促使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选择了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对"文革"十年的反思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本文论证了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道路的特殊性。

“和”之源及内涵演变

"和"最早的造字本义及造型起源是什么样的?"和"最早的哲学解释是什么?"和"作为一种哲学的思想渊源来自哪里?为什么说"和"是诸子百家之源,是中华文明之源?"和"在自身的生命演变中,其内涵特征有哪些?如何对"和"的特征进行现代解释?为什么说"和"文化是最先进、最有生命力的文化?本文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探究和推理。